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一般遵循以下脉络: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充分利用经济中的要素，达到一定水平后依靠技术进步，最后看是否有合适的制度来推动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要能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就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从难度上来说，这种经济增长相对容易实现。当然相对容易实现。显然，许多国家和地区仍在贫困的泥潭中挣扎。

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当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本质上需要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来继续实现经济增长，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内容。

但事情还没完。为什么有的国家技术进步很快，处于技术前沿，而有的国家只能把别国发明的技术拿来当跟随者？看来我们得更进一步了。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这涉及到制度问题，一个合适的制度为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他们积极参与R&D活动，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其实问题还没到这里。一个明显而直接的问题是这个系统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经济友好型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而有些地区的制度抑制了市场主体的进取行为，不利于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

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全球经济实践来看，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可能会有一些争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在《国家为何失败》一书中讨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并不满足于“制度很重要”的方向性论证。在他们的书中，他们详细分析了制度为什么重要，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机制是什么，以及是什么导致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

具体来说，他们把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包容性的，一种是提取性的；包容性制度可以促进真正的创新，即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采掘系统没有提供这样的激励机制，导致市场主体缺乏投资和创新的动力，从而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第一作者达龙·阿西莫格鲁。十多年前，我上学的时候，经常研究阿西莫格鲁关于经济增长的论文。当时阿西莫格鲁40岁出头，正是学术产出高的阶段。他发表论文的速度让很多经济学家落后了。阿西莫格鲁的文章经常可以在经济学的五大顶级期刊上看到:《经济学》、《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杂志》、《经济学季刊》和《经济研究评论》。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几年之内能在这五种期刊中的一种上发表一篇文章已经很不错了，但阿西莫格鲁却能在一年之内在一种期刊上发表很多文章。除了高产之外，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38岁时，阿西莫格鲁获得了有经济学小诺贝奖之称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克拉克奖专门颁给40岁以下的年轻经济学家，很多获得克拉克奖的经济学家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近年来，阿西莫格鲁也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在多家媒体的预测名单中都能看到他的名字。看这个趋势，他得奖的概率很大，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虽然阿西莫格鲁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了理论文章，但这本书非常通俗易懂，没有理论公式和推导，而是用大量历史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可读性很强。

一、经济增长的其他解释框架

我们上面讲的经济增长的逻辑，可以看作是一个影响很广、研究很多的框架(要素、创新、制度的顺序并不固定)，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竞争性的理论和解释。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其他几种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包括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和无知假说。

地理假说认为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是由地理差异造成的。从地理上看，一些贫穷国家集中在北回归线之间，而富裕国家则集中在温带。从表面上看，穷国和富国在地理上的集中，使得地理假说似乎很有说服力。

早在18世纪后期，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对地理假说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热带气候使人们懒惰，缺乏好奇心，不愿意努力工作，这导致了热带经济体的贫困。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地理假说。他认为热带地区的一些疾病，如疟疾，对人们的健康和生产效率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热带土壤不适合高产农业，农业产量低；以上两个方面都极大的拖累了热带地区的经济。

贾雷德·戴蒙德提出了地理假说的另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版本。他在影响深远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认为，从500年前开始，在现代社会中，各大洲之间就存在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根源于不同地区的不同植物和动物物种，进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力。

地理假说似乎是宿命论。毕竟每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都很难改变，但是我们清楚的看到，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从贫穷到繁荣的变化。地理假说对于解释某个时间和地点的经济增长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用这个假说来分析所有经济体的发展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

文化假说将经济增长与文化联系起来，认为宗教、信仰、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在读历史学家张洪杰的《千年悖论》一书，他在书中提到价值观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基本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凝聚人心、整合全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每个社会总是尽力高举这一价值，巩固这一关系到社会向心力的精神制高点。”

文化假说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改革和新教伦理对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韦伯在他的书中说:“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你看一下其职业的统计数据，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几乎无一例外:现代企业中的商业领袖、资本占有者、高级技术工人，特别是受过高级技术培训和商业训练的管理者，大部分都是新教徒。”

文化假说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解释力不强。文化是一个慢变量，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文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起飞，对文化假说提出了挑战。

无知假说指出，世界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让穷国变富。无知假说认为，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有太多的市场失灵，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如何消除这些失灵。更可悲的是，无知并没有让人变得更加谨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无知有时候会让人更加盲目和自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在经济发展中犯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知。但无知假说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世界上一些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的经验，以及一些可以避免的误入歧途。即使不能完全复制，无知也是可以被削弱甚至消除的。

二、制度的意义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简单来说，制度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的成文规定或不成文的约定(非正式制度)，是个人和企业赖以生存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框架。对于大多数特定的个人和企业来说，能够对制度施加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制度是一个给定的外生变量。

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其重要性在于个人或企业不按制度的规定行事就会受到惩罚；非正式制度可能是社会认可的一种规范和共识。违反非正式制度虽然不会受到强制惩罚，但会引起社会排斥和厌恶。

比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讲述了孙少平的妹夫王满银因卖老鼠药被劳教，这是一种正式的惩罚，但也有一种非正式的惩罚，那就是群众的看法:“这年头，老百姓虽然温饱少了，但却很看重政治名声。家里一个人毁了一次，家里其他人和聚会的人都指着后脑勺说闲话。”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你周围人的看法甚至有更大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约翰·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制度就是所谓的“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集体行动涉及的范围很广，类型也很多种，包括“无组织的习俗”，包括家族、股份公司、行业协会等。，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法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做出制度安排，确立所有权，从而创造一种刺激，将个体的经济努力转化为私人回报接近社会回报的活动。

诺斯从私人收入和社会收入的差异角度论述了制度的作用。当私人个体能够获得其行为所产生的大部分收入时，就会有经营和研发的动力；相反，尽管私人商业和R&D活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他只能得到一小部分，因此他没有动力去经营和发展。诺斯关注的其实是制度如何影响“蛋糕”的分配，但“蛋糕”的分配也影响“蛋糕”的生产，即经济的规模。

Asimoglu和Robinson在他们的书中也采用了制度激励的观点，认为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激励框架，导致个人和企业做出不同的选择，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他们认为，每个社会都是由国家和公民共同形成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制度所驱动的。经济系统形成经济激励，包括对教育、储蓄和投资、创新和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政治过程决定了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下，包括但不限于成文法、国家管理和治理社会的权力和能力等。

个人认为，除了激励功能，制度的另一个机制是通过预期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预期在决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制度可以让企业和个人形成稳定的预期，稳定的预期可以帮助企业和个人做长期的规划，可以包括教育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技术创新投资等等。一个坏的制度或一个变化的制度会扰乱预期，使企业和个人无法有效地做出长期决策。很多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周期都很长。如果企业和个人没有稳定的预期或者良好的预期，必然难以做出投资决策。

三。包容性制度和吸收性制度

作者认为，各国经济成就的差异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制度，影响经济运行的规则不同，激励制度不同。在制度谱系上，作者采用了简单的二分法，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分为包容性和吸收性。

从包容性和吸收性这两个词可以看出，哪种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其实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在中国的《易经》中已经有所阐述。《易经》里有一句话:“当你在位置上的时候，你要会沟通。”天地节气四时；拯救这个系统不会损害金钱或人民。“这里的关键词是‘节’，整句话的大概意思是，在职者重在中庸，在办公室呆得正就会顺。天地克制，只能一年四季形成；君主可以在不浪费财富、不伤害人民的情况下控制法律法规体系。

包容性经济体系允许并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并尽最大努力发挥个人的才能和技术，让个人自由选择。包容性经济制度具有保护私有财产、公平的法律制度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特征，可以为人们进行交易和签订合同提供依据，也可以让企业自由进入和个人自由选择工作。提取型经济系统不具备包容性经济系统的特征。榨取经济制度的目的是从社会中的一些人那里攫取收入和财富，并使其他人受益。

简单来说，采掘经济体制就是一部分人想分享别人的“蛋糕”，而另一部分人无法拒绝。那么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包容性经济体系和吸收性经济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还必须从政治体制中寻找答案。毕竟，经济体系是由政治过程创造的。

所有的制度都是社会选择和创造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是因为不同利益和目标的人对如何建设社会做出了决定。正如经济制度分为包容性和吸收性一样，作者将政治制度分为包容性和吸收性政治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广泛听取许多声音，许多群体可以影响政治决策；抽取式的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掌握权力的人很少限制权力的使用。

这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有了四种组合，即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吸收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吸收性政治制度和吸收性经济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吸收性经济制度。

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之间容易出现良性循环，从而带来持续的经济繁荣。比如，包容性的政治制度让政治更加多元，很多群体可以在决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为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创造了条件；同时，包容性经济制度消除了经济关系，使资源分配更加平均，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生存提供了经济基础。

【/h/]采掘型政治体制和采掘型经济体制之间可能存在恶性循环，导致市场主体缺乏扩大生产经营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经济最终会停滞不前。提取政治制度可以让精英控制选择经济制度的权力，几乎没有约束和反对；反过来，采掘经济体系使这些精英富裕起来，他们的经济财富和权力有助于巩固他们的政治优势。

提取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很难长期共存，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制度改革了，如果政治制度没有改变，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很快就会因为提取性政治制度的存在而变成提取性的经济制度。即使这样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也很难长期持续下去。

实行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提取性经济制度的国家几乎没有，因为政治制度已经是包容性的，政治决策可以听取多方的声音，所以经济制度不会是提取性的。所以现实中很难看到实行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国家采取了吸收性的经济制度。

但需要注意的是，制度虽然对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既要注重制度的合理性，也要注重制度的适应性。一个不适合自己国家，生搬硬套的制度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国际组织和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制定一套看似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规则。其他国家似乎可以通过遵循列表来实现繁荣，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已经成为历史的镜子，共识开出的制度药方并没有让其他国家走上富裕之路。

四、系统是如何形成的？

世界各国的发展表明，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由于国家的自然演变，还是外力的冲击，都可能发生变化。那么，为什么一些国家发展包容性系统，而另一些国家坚持吸收性系统呢？其实两位作者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给出程式化的回答。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制度漂移”一词，认为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块。原本在一起的两个冰块，由于水流、风力、撞击等因素，距离可能越来越远。偶然性因素在系统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二战后的东德和西德，还有朝鲜和韩国，都是因为外部冲击导致的制度差异。

从制度的自然演进来看，制度变迁之所以缓慢甚至非常艰难，是因为对于一个既有制度来说，必然会有一部分群体会从既有制度中获益，他们会压制变革制度的力量，竭力维护既有制度。作者在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通常伴随着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新技术会对原有企业产生冲击。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通常会成为既得利益者反对包容性制度的根源。

欧洲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大部分欧洲政府由贵族或传统精英统治，其收入主要来自其拥有的土地和享有的贸易特权，这些都是由君主授权的垄断和制度壁垒的强制执行形成的。工厂和工业的出现侵蚀了作为工业化失败者的现有统治集团的利益，从而形成了抵制工业化的强大力量。

另外，被机器取代的工匠也是工业化的反对力量。很多人组织起来闹事，破坏机器。这些人被称为“勒德分子”或“勒德分子”，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为抵制技术变革的代名词。英国发明家约翰·凯于1733年发明了梭子，这是对织布机的重大改进。他的房子在1753年被卢德分子烧毁。

遵循上述逻辑，只要不存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受损的人，创造性破坏的阻力就会降低，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制度改进并不是帕累托改进，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有吃亏的人，尤其是吃亏的人是当权的统治集团，所以制度转型就更难了。

如果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那么卡尔多改进呢，就是一部分人的情况因为改革而改善了，一部分人的情况恶化了，但是好人可以补偿坏人的损失，还有剩余，所以整体来看，收益也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制度变革有多容易？应该也很难，更别说条件好的人有没有可能补偿条件差的人。在实践中，政治考虑和经济考虑很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很多时候经济思维在政治领域是行不通的。

毫无疑问，制度对经济和社会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尽管制度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制度对经济的作用机制，但制度的形成机制更加复杂，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分析能够解释清楚的。在经济研究中，一般假设在给定的条件下会得到什么结果。在许多给定的条件中，系统属于其中之一。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按照一定的路径发展，但如果制度发生变化，市场主体的约束条件和激励机制就会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路径也会发生变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他的著作《改革的逻辑》中指出:“实际上，世界上各种经济体系相互竞争的是一件事，那就是纠正错误的能力。怎么会有不犯错的系统？资本主义很伟大。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所有时代的革命性经济成就。但是为什么总会引起经济危机呢？那系统不是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