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河南周口市郊的农田一片丰收景象。然而，最近在秋收过程中，当地发生了多起“冲突”:郸城“百亩玉米地被百余人哄抢”；淮阳县一家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被抢，种植户坐在地上哭...

一时间，网上甚至出现了河南人“爱抢”的标签。

短时间内，一个地方发生了一系列的“哄抢”事件，难免没有让外界对该地区形成一定的刻板印象。从媒体最新的实地探访来看，包括这次被抢的药材种植园主也承认，当地的民风其实并没有“抢劫”视频中显示的那么“彪悍”。

种植者承认，当地有村民有捡拾收割后田地里剩余药材的习惯。这种情况，刚开始确实是“有人问能不能接(承包地上的中药)，我们说不能”，但是人多了场面就不一样了。“可能你跟这个人说了，远一点的人没听见，而且看到这么多人接，也没打招呼就跟着地上了。”于是，在贪小便宜不占白不占白的群体心理下，一些村民跟风“抢”中药，导致场面一度失控，“欲罢不能”。

这种说法不应该被视为“辟谣”，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哄抢”的事实。但它提醒我们，在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时，有必要克制简化归因的冲动。

【/h/】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收获之后，比如农民到田里去捡拾稻麦的左穗的现象，在很多地方可以算是一种农村习惯。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被视为合理的“捡拾”习惯，升级为明显有违法嫌疑的“哄抢”现象，真的只是这个原因吗？

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类似的侵权行为大多发生在村民和土地承包人之间，而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或某一种方式。今年年初，有媒体报道，湖北一农民家的几百亩白菜被盗，有的村民甚至开着三轮车去拉。

有当地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在农村土地流转后更为普遍，是“大规模土地种植带来的变化，以及承包人与当地村民之间复杂的关系，导致无序的集体征收等行为。”

这个归属是合理的。众所周知，近年来，许多地方农村的土地流转和大规模种植推广加快，这导致了当地村民和承包商之间的新型关系。在农民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时代，农民和农民之间对于捡拾这样的习惯会有更大的默契，“产权”和“产权”的界限非常清晰。比如收割一般完成后，很少会出现大规模的集体采摘现象。同时，在小农经济的“精耕细作”下，真正能捡拾的遗产相对有限。

然而，在村民眼中，以土地流转为基础的规模化种植，承包了大面积土地的承包人或农业合作公司，都有可能成为“公有”的体现，他们对应的“产权”和“产权”在一定程度上被模糊，即村民之间原本建立的默契被打破。

大规模种植后，这种劫掠或者偷盗本身就有了更多可操作的空房间。对于一些非当地村民的包工头来说更是如此。

再加上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留下的庄稼可能会更多，村民对捡拾价值的预期也会不一样。

这个时候村民占便宜的心态可能会被更大程度的激发出来。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当包工头的收割还在进行时，大批村民在一旁守候，随时准备“接机”。

这种大规模“哄抢”的出现也和一种变化有关。理想情况下，土地流转后，农村大规模种植带来的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更多就业机会。然而，随着农村机械化普及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一些“异地”农民如果不外出打工，就可能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

当劳动力的这种“//k0/]闲置状态增加时，也会增加对承包地上农作物的“觊觎”心理，从而有更大的动力去寻求“占便宜”。

甚至，由于他们“薅羊毛”的对象不再是过去的邻居，而是以所谓强者身份出现的“包租婆”，甚至是代表“资本”的农业合作公司，这将进一步削弱过去建立在熟人社会上的道德羞耻感，使他们的“捡”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升级为“抢”甚至“偷”。

由此看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针对土地承包人和相关农业企业的“哄抢”，是残存的“小农文化”与农业大种植之间的冲突。

它提醒我们，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不能忽视配套当地文化和理念的提升。

说到营商环境，首先想到的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而农村的规模化养殖，包括村民的产权和财产权意识、法律意识等社会观念因素，其实是营商环境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在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包工头和农业合作公司一直有一个重要的隐性成本，就是处理好和当地农民的关系。

【/h/】听一个在老家从事土地流转的朋友说，当地的农业合作公司在承包了蔬菜种植的土地后，为了处理好和农民的关系或者避免造成更大的麻烦，一般会对村民偶尔的“偷菜”视而不见，在重要的节日或者收获季节也会给当地村民送一些农产品。

这种“妥协”或者“示好”，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世俗；说白了，其实就是承包商为商业环境的缺陷而付出的额外成本。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第一，要加强农村社会的普法工作，包括产权意识和财产权意识。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有专门的强化，避免“民俗”和“陋习”拖累农村经济发展。

第二，在执法上，也要突破农村熟人社会“法不责众”和“人情执法”的束缚。如果有人偷盗掠夺到一定程度，就应该依法采取执法行动，而不是继续用“习惯”和“文化”为其辩护。

要知道，一旦形成了“法不责众”的习惯，大型种植企业或者土地承包人的权益就会受到侵害，最终企业和承包人的积极性都会受到损害。长此以往，会影响当地的农业产业化进程，最终损害的是当地所有人的利益。

第三，至于如何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尽量减少“出不了田，留不住田”这两个困难，避免就业不足，放大农村社会的道德和法律风险，这不仅仅是一个三农问题。

总之，农业经营机制已经逐渐市场化，但相应的社会观念、执法水平乃至社会治理水平，却不能停留在“小农时代”。

这种情况不只是任何一个地方的问题。与这种现象相比，这种共性问题更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