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4日，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陆家嘴公司”)在其公司官网披露了一份《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显示，陆家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以江苏苏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苏刚集团”)为首的5名被告提起民事侵权诉讼。

案由是2016年，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苏州绿岸”)被苏州钢铁集团挂牌，95%的股权出售给原告。位于苏州高新区的17宗土地使用权中，苏州绿岸主要资产中有14宗土地存在面积和程度远超披露的土壤污染。

1。“苏州毒地案”中有哪些复杂的法律关系？

陆家嘴公司向被告提出高达100亿元的侵权索赔，并将苏州绿色银行列为第三人。目前，该案已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苏州毒地案”)。

公告一出，陆家嘴公司股价随即下跌，也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苏州毒地案”案情复杂，影响广泛，有可能成为我国诉讼史上索赔金额最大的民事案件，且涉及范围广，土地污染严重，引发多方关注。

本案的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1)案件关键事实模糊，争议双方在土地污染问题上各执一词。

(2)案件当事人包括企业、行政机关、环评单位等当事人，法律关系复杂。本案五被告中，除苏州钢铁集团外，还有负责审批国有土地变更方案的苏州高新区管委会、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和苏州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负责审批环境影响评价许可证的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告认为，这些机关单位在土地出让、环境影响评价、监管退化过程中，涉嫌违法违规、弄虚作假、不履行法定职权。

(3)本案的核心要素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很多环评的结果并不一致。

鉴于本案尚未正式开庭，且案件事实需要法院通过调查取证、开庭审理等方式进一步查明。，本文只分析“苏州毒地案”涉及的两个核心法律问题:

一个是环评；二是政府在毒品案件中的监管责任。

二。矛盾环评:环评应该为谁服务？

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在作出规划建设决策之前，对拟采取的行动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分析和评价，并提出防止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从而确定了“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得开发”的原则。

环评也被视为规划项目和建设项目的“通行证”，在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环评技术性强、专业性强，建设单位通常会委托第三方环评机构实施，后者编制的环评报告将成为环保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环评许可证的重要参考依据。

在“苏州毒地案”中，对于苏州钢铁集团是否非法转让严重污染的土地，原被告和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原告认为，涉案土地的实际污染面积和污染程度远超苏钢集团上市时披露的污染情况，真实污染情况是原告在2021年对已建设施进行土地污染调查时才发现的；被告苏州钢铁集团认为，2016年出让时已如实公开部分地块的污染情况，并明确提示部分地块原为钢铁焦化产区，可能存在土地污染风险。原告不仅明知并承认接受一切风险，还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因不规范施工造成二次污染。

而在原被告的反对意见背后，是两份相互矛盾的环评报告。

涉案地块原为苏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老生产区，属于工业用地，分为焦化区和非焦化区，2014年停产。2016年挂牌拍卖前，委托苏州市环境保护院和苏州市公司对焦化区域进行了初步详细的调查，并编制了风险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17个地块中，位于焦化区域的4号地块污染严重，土壤和地下水需要治理。2号地块及其附近个别超标点无需治理修复。焦化区其他地块适合商业、公共、市政用地类型，非焦化区地块适合住宅、学校等各种用地类型。

2022年，陆家嘴公司因2号地块开发建设读书学校过程中土地污染严重，未能通过政府审批(“读书事件”)，因此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对涉案全部地块进行重新调查评估。评价结果表明，17个样地中有14个样地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其中13个样地已建幼儿园，2个样地已建学校。

两份截然相反的环评报告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环评标准本身发生了变化。2014年苏州环科采用《展览用地土壤环境控制评价标准》(HJ350-2007)，中国环科2018年采用新颁布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控制标准》(GB36600-2018)。

不同的标准对污染物的要求不同，环评的结论自然也不同。但是，这个解释很难成立。

因为环评法第27条也规定了“环境影响后评价制度”，要求在项目运营建设过程中，对环境风险的认识和评估进行持续改进和动态调整。所以新标准发布后，苏州环科重新进行了环评，并通过了专家评审。

然而，2022年* *环保督察组接到群众举报，经重新环评、专家评审、整治，发现污染地块仍存在污染物超标问题。

二是环评机构的选择性评价。“苏州毒地案”中，不同机构进行的环评结论差异较大，暴露出环评制度的深层问题:

理论上，环评机构应该中立于第三方进行评估并出具报告。但自2015年环保部启动环评政企脱钩和市场化改革以来，环评机构与建设单位的服务购买关系得到加强。因此，环评机构很可能作为“服务提供者”而非“独立第三方”提供更有利于服务购买者的报告结论。

环评机构在选择性采用标准和监测具体地块时，环评结论自然不同。这样一来，原本应该专业、科学、中立，应该服务于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环评制度，就可能沦为“一纸空文空”，使风险防范的核心目的变得空洞。

三。监管缺失

此案牵涉面广，不仅涉及民事侵权和技术评估，还涉及多项地方政府行为。

从2016年苏州钢铁集团挂牌拍卖房地产公司股权，到2022年陆家嘴公司爆发“读书事件”，经历了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变更土地性质、审批环评许可、施工许可等诸多行政行为。

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地方在行使规划权和许可权的同时，应严格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但后者在“苏州毒地案”中几乎看不到。

【/h/】首先，规划部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变更土地性质行政规划时，应当检查土地性质是否符合变更标准，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这个改变规划的过程就是业内所说的“监管可变性”。工业用地性质的变更原则上需要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调控、统一变动，再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许多地方政府允许工业用地使用权人自主申请和挂牌拍卖。

但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设单位需要改变土地建设用途的，仍应当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并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因此，苏州钢铁集团将原工业用地转为经营性用地之前，至少获得了三个主管部门的同意或批准。

本案中，据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官网显示，高新区自律局在2019年审批前公示了2号地块的规划变更方案，后者在中国环科的环评报告中显示污染严重超标。

其次，环保部门和规划部门在核发环评许可证和建设项目许可证时，应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审查拟建设施是否符合环保和建设标准。

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制定开发利用规划和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土地污染防治法》进一步规定，具有土地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变更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用地、公共服务用地的，应当对土地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并向当地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复查。

其中，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具有实质性的否决作用，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审批可以直接否定建设项目的许可，土地污染评价也起到实质性的“把关”作用。这意味着，负责实施审批和许可的行政机关并不是简单地采纳环评报告的意见，而是以此为依据进行独立判断。

但显然，在“苏州毒地案”中，并没有严格落实这一责任。

实践中，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审批效率，促进营商环境，有时会采取“先发证，后审核”的方式。本案中，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对建在2号污染地块上的阅文学校办学许可证进行了津贴，后者的建设和运行直到2022年阅文事件爆发后才停止。

以“民事侵权”为案由的“苏州毒地案”背后，是环评制度失灵、政府监管缺位等深刻而复杂的问题。在法律层面上，环评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本应发挥科学独立评价、严格监督管理的职能，却似乎陷入了商业化浪潮，有“走过场”、“做表面文章”之嫌。

其实“毒地”并不是修不好，只是贵。当房地产热潮退去，需要有人为污染治理买单的时候，矛盾和纠纷就会再次爆发。

[h/]事前预防总比事后补救好。当“苏州毒地案”爆发后，有必要冷静反思其中暴露出的制度失灵、法制薄弱等问题。

参考:

1。周泰来、聂、魏:“苏州某学校前后两次土壤调查或成“毒地”冲突”，2022年4月18日《财新周刊》报道。

2。陈:《苏州“毒地”调查:商住全面停止的警讯随处可见》，2023年11月8日出版，7q8Hikvj-f3udkx。spss = np & ampchannelId=hotspotDetailList .

3。周泰、王小路:“陆家嘴诉苏刚等案。声称苏刚自称如实披露“毒地”，2023年11月12日《财新周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