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定律同样适用于工业领域，它迫使制造商采用最新、成本最低的方法，否则就会死亡。工业革命初期，英国棉花加工业引入纺织技术，纱线价格大幅下降。虽然降价的部分原因是作为原料的棉花价格下降，但真正的原因是惠特尼发明的新轧棉机。

英国人理查德·道斯韦特是一名职业经济学家。他的知名度来自于他在1972年出版的书《成长的困惑》。该书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再次震撼了罗马俱乐部1972年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所表现出的感染力，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Douthwaite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基础上，对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遵循自然规律，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Douthwaite反思了对GNP的纯粹追求(在我们这里是对GDP的纯粹追求)，认为GNP掩盖了很多无奈甚至不好的东西，高速增长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美丽的自然本身就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所以增长必须暂时放缓。

增长的极限【美】丹尼斯·米德斯著|李宝恒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

严重的污染和内需外需失衡、产业结构失衡、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与资源环境压力失衡等一系列失衡，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增长的困惑。Douthwaite独特的分析和丰富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看透这些困惑，使我们的发展道路更加理性和谐。

质量还是数量？

“质量还是数量？”这是Douthwaite的书《成长的困惑》第一章的标题，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经常讨论的话题。我们通常只将其表述为速度，或者坚持质量、效率、速度的统一。

成长的困惑

[h/][英语]作者:Richard Douthwaite |

翻译:李斌蒋丰龚庆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

我们同事的讨论往往从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开始。其实GDP只是一个营业额，本身就掩盖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如果成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下决心不择手段追求的目标，其不好的方面会更加突出。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强调国别和差异。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外国人、本地人、外国人创造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总和，只管生产，不管卖不卖。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对它可以有正面作用，就是可以增加GDP。换句话说，建桥，炸桥，炸桥建桥也能增加GDP；污染可以增加GDP，污染治理也可以增加GDP。

Douthwaite指出，GNP是一个国家一年内所有贸易产品和服务总销售额的变化，也就是说GNP和GDP只是一个“营业额”，只是从一个角度反映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是一个质量指标，仅此而已。人们通常看到GNP辉煌的一面，其实掩盖了更多的问题。根据Douthwaite的论述，被掩盖的问题是:

1。经济生活中交易以外的活动所创造的财富或价值被忽略。比如GNP只包括在餐馆吃饭的成本，不包括在家做饭的劳动支出；包括在商业车库修车的费用，但不包括自行修理的费用；包括请一个保姆和小时工的费用，但不包括自助服务和自己做家务的费用。再比如，与城市相比，农村的自给自足程度很高。农村货币收入虽然低，但不代表农村实际生活水平低。农民进城了，货币收入高，但不代表生活水平高。所以，GNP只是货币收入部门的法定规模。这一点应该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不要认为农民进城是一件好事。

2。没有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排除或扣除任何费用。Douthwaite指出，GNP包含了一些惊人的内容，大大扭曲了它的本质。一个是税收。如果政府征收消费税，就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另一个是自然资源、矿藏、化石燃料、森林和土地的价格被大大低估。“一个国家把所有的树砍下来当木材卖，把钱挥霍在赌博上。空。根据国民账户，这个国家已经变得非常富有。”

Douthwaite指出，荷兰记者Vortel van Derry和联合利华动物食品公司前董事总经理Maris Hamlink于1977年出版的《自然的价格》一书认为，如果计算出自然资源的货币价格，整个工业社会都会感到震惊，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就会中止。

3。出口虽然增加了GNP，但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Douthwaite指出，国民生产总值的另一个扭曲是出口，这些商品从未在制造国消费过。由于高出口，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经常表现出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然而，由于出口收益往往被用于偿还外债，其公民的处境将变得更加糟糕。

我们的情况也差不多:廉价商品是由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动力创造的，GDP增长是由廉价商品出口带动的；我积累了很多外汇，只能在国际市场上使用。我希望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高科技产品，但是通常发达国家不卖，我只好把这些外汇投资到发达国家的国债上。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依靠出口推动GDP增长，而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观，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4。人的某些行为虽然能增加GNP，但对整体幸福感是负面的，因为是被迫做事，是无奈的选择，是非自愿的消费。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比如调皮的孩子不小心打碎了邻居的玻璃，去玻璃店买玻璃赔偿。这种购买行为可以增加GDP，但是买玻璃的钱本来是给爷爷看病的。再比如，住在机场附近的居民为了正常生活，不得不购买隔音的双层玻璃窗，这样会增加GNP，但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非自愿的消费。

非自愿消费的增加让人们很难找到曾经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方式。这不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更高的生活水平，而是因为旧的节俭生活制度已经不复存在。比如老五金店的消失，让人们买不到水龙头的垫圈，只好买全新的水龙头。Douthwaite特别阐述了汽车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说，车辆的增加可能会延长开车去工作场所的时间。由于交通拥堵，其他人的开车时间也会增加，整个社会花在交通上的时间也会增加。随着需求的减少，公交班次也会减少，票价也会提高。因此，由于额外的运输费用，GNP可能会增加。从福利的角度来看，很可能整个国家都会变得更差。人们除了开车别无选择，不是因为喜欢开车，而是因为不得不开车。结果是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

5。一些增加GNP的行业或行为对人类社会是有害的。比如色情虽然可以增加GNP，但是对社会是有害的。再比如，人们在采取某些行动之初，并没有意识到它的破坏作用:“我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得到更多，这并不会改变或破坏预期的利益，还会损害现有的利益。在20世纪80年代初，阿尔加维是一个度假胜地，只有少数人去那里度假。但现在，它出现在几乎所有旅行社的产品目录上，杏林曾经生长的地方也建起了酒店。这个地区已经完全改变了，许多过去春天在那里度假的人选择了更远的地方。”GNP本身没有价值判断，但人们要判断GNP的价值，选择GNP的构成和行为。

6。虽然经济增长了，但如果消费品价格上涨，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整体福祉就会下降。不考虑临储社会分配不公，GNP的增长，尤其是收入的增长，一定要快于物价的增长。如果物价上涨快于人均收入的增长，增加的消费能力很可能会被上涨的消费价格所耗尽。如果分配不公，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就会受损。杜四维写道:“一个古老的类比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如果剧院里的每个人都站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那么每个人都没有优势。如果有些人——领养老金的人或者失业的人——因为收入没有其他人增加得多而无法‘站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糟糕。即使他们比以前有更多的钱，他们仍然不能维持以前的生活。”

关注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

通过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追求GNP。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荷兰经济学家鲁菲·胡丁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减少，其国民的状况可能会更好。他列举了决定生活质量的七个因素:

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人们享有的环境质量，包括空空间、能源、自然资源和动植物物种的多样性；人们花在休闲上的时间比例；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是否公平；工作条件的质量；找工作的难度；未来安全。

Douthwaite接着提出了以下五个因素，其中，除了第一个因素，其他所有因素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什么是人的健康水平？文化活动水平、教育水平和享受权利；提供的住房质量；形成令人满意的信仰或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家庭及其幸福。

20世纪70年代中期，相关组织在英国进行了一项关于人们是否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在上升或下降的调查，让他们从0到10评价当前的生活质量，当他们说出5年前和5年后的情况时，结果几乎是一样的:生活质量在下降。他们认为5年前英国的生活质量是8，现在是7.2(参考1975年)。

杜思伟写道，1977年，都柏林的两位研究人员厄尔·戴维斯(Earl Davis)和玛格丽特·芬恩(Margaret Finn)受到欧盟委员会的资助，向2000名受访者询问了他们在8个欧盟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丹麦、比利时和荷兰)的生活情况。

主要问题包括:“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你如何评价自己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从很多回答来看，人们认为自己满意度的最佳指标是自己的健康。当然，其他因素也与生活满意度有关。据统计，人们对自己的房子和邻居的感受有很大的联系。已婚的人比单身、丧偶或离婚的人更满意。令人惊讶的是，收入并不影响人们的满意度，至少在法国、荷兰和英国是这样；在意大利、爱尔兰和丹麦，收入排名第七或第八，在德国，第三和第四。只有在这两个国家，收入直接影响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美国]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1月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反思。阿马蒂亚·森主张用自由的眼光看待发展。加尔布雷斯在他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中指出:“既然发展是社会的中心目标，当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包括环境——空煤气、水和城市生活。商品的生产和消费都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发电厂对空气体的影响，霓虹灯对视力的影响，钢厂对附近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部的影响。”加尔布雷斯还主张重视人和公共目标。

为什么是“一切为了成长”？

既然单纯追求增长会带来很多弊端，为什么这种单纯的经济增长难以遏制？

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二是市场。就政府而言，杜四维写道:“政府调控经济的目标是使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保证相对较高的就业率。”因为政府的政绩主要是以每年的GNP来评判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绝不愿意有一个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是不断努力加快增长速度。

简而言之，没有哪个政客希望自己任期内经济增长下滑。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是健全的，就能相对充分地反映民意。如果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直接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经济发展的质量可能相对更好，环境污染也相对较轻。一旦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缺乏必要的社会约束，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而不顾一切地购买GNP，就会产生极其负面的后果。

另一个“一切为了增长”的动力来自企业。Douthwaite说，对于那些为这种增长做出贡献的人来说，增长的结果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增长本身。增长越快，政治家和商人就越高兴。成长意味着改变；而更多的变化意味着更多的市场机会，更多的利润；更多的利润不仅是系统的动力来源，也是更快成长所需的资金来源。对于一个公司的决策者来说，企业的经济增长会带来良性循环。经济增长将增加利润，这将导致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投资将导致更多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投资和更多的利润。结果，增长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在市场经济下，谁不扩大生产规模，谁就缺乏竞争力。

企业的成长冲动来源于成长规律。基于达尔文定律的增长规律是，只有增长最快的企业和国家才能保证生存，就像优胜劣汰的物种拥有正确的基因一样，企业增长的关键在于采用更适合的技术。

增长规律在农业领域有着生动的表现，杜四维写道，创新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工业材料使用效率的提高。比如用拖拉机代替马匹，比较富裕的可以冒险的农民购买拖拉机，通过增加种植农作物的面积来获利。其他农民看到他们的战功后，也买了拖拉机，也提高了产量。最终，无论他们种什么，价格都会下降，这将使那些仍然用马种田的农民破产，因为更低的价格水平使他们无法养家糊口，不得不背井离乡。

那些购买背井离乡农民土地的农民，经济上未必比选择创新之前富裕。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糟，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种植面积更大了，还因为他们的情况越来越接近经济承受能力的极限，因为他们卖农产品赚的收入更多地花在了生存的必需品上，而这些钱都是工业部门赚的。如果他们的产品价格再次下跌，他们所依赖的利润就会减少。Douthwaite强调，对于那些反应迟钝的人来说，新技术是一场生死之战，因为新方法增加的产量降低了价格，而采用老方法的人没有钱赚，所以他们不能再采用老方法，他们只能为了生存而不断放弃过去。

Douthwaite指出，增长定律同样适用于工业领域，它迫使制造商采用最新、成本最低的方法，否则就会死亡。最著名和详细的案例是在工业革命早期将纺织技术引入英国棉花加工业。在1780年后的30年里，这些技术将英国这个为数不多的、兼职的、在农村地区苦苦挣扎、无法与印度进口竞争的行业之一，转变为占GDP 8%的工业部门。纱线的价格急剧下降，从1786年的38先令下降到1807年的9便士。虽然降价的部分原因是作为原料的棉花价格下降，但真正的原因是惠特尼发明的新轧花机，那些不用多轴织机代替家庭纺车的人再也无法继续他们的小纺纱生意了。

另外，这个行业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其他方面。到1812年，虽然纺纱工作只能在能获得水和蒸汽动力的工厂里进行，但家用纺织品的数量开始减少。十年后，动力织布机出现，无法承受巨大收入压力的独立家庭纺织工人因价格下跌被迫退出行业，深陷贫困。菲利斯·迪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介绍了这个时代。他写道，英国是第一个通过使用新的生产设备生产更便宜更好的棉花来获得创新利润的国家。当它的竞争对手蠢蠢欲动的时候，价格已经跌到了更激烈的程度，高利润已经被抢先了。领先创新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长期持续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只是因为它有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可以持续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售其产品。

达尔文成长定律就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企业不断前进，不断成长，因为任何技术的出现都可以重新洗牌企业，快速成长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