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裁判文书网自2013年7月上线以来，经过10年的扩容，已发布裁判文书超过1.3亿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库，也被视为我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公开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但近年来，随着每年公开裁判文书数量的持续下降，登录越来越困难，公众对中国裁判文书网能否继续坚持公开发布裁判文书的质疑也在加深。尤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再建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地位越来越尴尬。

10年来，裁判文书公开不仅成为一种套路，而且被写进了很多法律法规，成为一种制度。即便如此，这个全国四级法院和普通百姓共享的信息公开平台，如今也不得不迎来重大的制度调整。中国裁判文书网未来命运如何？值得深入关注。

在线:公开司法文书提高司法透明度。

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重要方式，我国最早提出公开裁判文书可以追溯到1997年。

时任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马爱迪向社会公开宣布，凡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持合法有效证件，均可查阅一中院审结案件的裁判文书。这是中国法院首次尝试公开裁判文书。

此后十余年间，虽然司法改革文件中不时出现关于裁判文书公开的改革建议，也有部分地方法院尝试公开，但全国范围内的改革进展缓慢。直到2010年，最高法才首次通过规范性文件，对裁判文书提出公开要求。

2010年11月，最高法制定了《人民法院在互联网上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要求“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布”，并规定了四种例外情况。该规定还明确，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互联网上公布裁判文书。

当时没有全国统一的发布平台，各地法院通常会在自己的网站、中国法院网裁判文书栏目和媒体上发布一些裁判文书，公开的文书数量较少。

2011年，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谭在《人民法院报》撰文指出，目前的裁判文书公开大多依靠法院自身的推动或上级法院的要求，裁判文书公开没有统一的制度。少数法院制定的相关制度只是法院的内部规定，内容并不统一。有些不是强制性的，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

另外，大部分公开的裁判文书都经过了筛选，以中级以上法院公开的裁判文书为主，基层法院和相关社会关注的大案要案较少公开。谭建议，从长远来看，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专业的全国大型法律信息数据库网站，集中公布法院的裁判文书，与国际接轨。

从世界范围来看，裁判文书公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主流。例如，英国《最高法院信息公开方案》明确了裁判文书的公开，英国最高法院案件分为正在审理的案件和已经审结的案件，案件审理结束后会立即在官网上公布。

2011年12月30日，最高法召开司法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提出建立全国统一裁判文书网的工作方案。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各领域党务、政务、司法、事务公开制度。自此，人民法院司法公开进入快车道，司法公开的内容不断丰富，方式不断创新。

自此，最高法开始推进审判流程、审判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建设，使司法公开覆盖人民法院审判执行的所有领域和环节。在四大公共平台中，裁判文书的公布是公众最为熟悉的。

201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两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要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建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当年7月1日，全国所有法院统一公开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上线。虽然第一批公布的生效裁判文书只有50份，但已经成为我国裁判文书公开制度的重要一步。

最高法随后回应媒体关切，称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有助于提高司法透明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加强司法监督。其次，这种做法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办案法官的专业素质。每一份文件都会受到人民的审查和评论，所以法官必须对每一个案件的审理更加谨慎，并主动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最高法也表示，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带工作，也不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日常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法院工作制度。在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热点案件中，公众对裁判文书公布的需求更为强烈。及时有效地公布裁判文书，可以消除各方疑虑，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

四川一位县级法院法官告诉界面新闻，中国裁判文书网刚上线的时候，就有法官对此表示担忧。“即使没有其他因素，由于个人理解的差异，同一案件的不同判决依然存在。”法官担心司法文书公开后的负面影响。

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一些“不确定”的案件，法官没有上报，法院也没有要求法官公开评估文件。在他的印象中，在公布数量最多的一年，他所在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能占到总数的70-80%左右。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增强法律文书的合理性，推动裁判文书在公开的法院生效”。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最高法讨论修改了《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h/】《规定》要求，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应当在网上公布，但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等四类情形除外。最高法要求，除特殊情况外，其他所有裁判文书应当在生效后七日内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这被解读为“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受到舆论广泛好评。

虽然新规于2014年1月1日生效，但2013年12月31日，从最高法到基层法院，全国各地法院都将裁判文书上传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甚至造成网络拥堵。不少法院在上传裁判文书后，还通过微博告知公众，提醒查阅。

现状:近三年，文档开放数据明显下降。

上线后，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库迅速扩大。界面新闻梳理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至2023年全国两会工作报告发现，前五年，裁判文书公开和裁判文书网建设在工作报告中被频繁提及。比如2015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到“努力在互联网上公布裁判文书，建设世界最大的裁判文书网”。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裁判文书超过20万份，2015年超过100万份。2016年，中国裁判文书网改版，公开5种国家语言裁判文书，提供全网智能检索服务。此外，中国裁判文书网手机客户端于2016年8月30日上线。

2016年，《人民法院关于在互联网上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三次修订。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的刘学文介绍，本着“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精神，此次修改确立了“依法公开、全面公开、及时公开、规范公开”的原则。除确实不宜公开的内容外，人民法院作出的所有裁判文书都应当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从制度层面确保了“上网为原则，不上网为例外”。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法公布的报告显示，裁判文书网的开通被认为是五年来司法公开取得重大进展的成果之一。报告提到，最高法坚持公开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使司法公开覆盖法院工作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当时，中国裁判文书网拥有公开文书4278.3万份，访问量133.4亿次，用户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资源库。

201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全国法院司法公开第三方评估报告》，这是最高法首次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司法公开评估。本次评估跟踪分析了被评估法院2017年1月1日至6月30日结案的924859件案件的在线访问情况。发现裁判文书上网率普遍较好。截至2018年10月24日，上述案件有19家法院上线率超过80%。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评估报告指出，部分法院裁判文书离线审批管理仍需进一步规范，部分法院离线裁判文书信息项目公开有待加强，部分裁判文书公开及时性有待提高。此后不久，最高法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不断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完善司法公开制度。

多年来，中国裁判文书网司法数据库为法律、新闻等相关专业领域人士提供了重要帮助，逐渐成为公众查询和参与司法监督的重要工具。

“几乎每个案件都会先搜索当地法院的类似判决。”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告诉界面新闻，律师对裁判文书网的依赖度很高。因为法律是“抽象”的，同一案件在不同法院和法官的判决下，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律师接到案件，通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主管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判决，并据此撰写起诉状和代理意见。

在新闻界，每次突发事件，检索涉案单位和人员的涉诉信息，已经成为记者的“常规操作”。对于某些案件的深度报道，记者往往需要依托裁判文书网，检索大量相似的判决书进行分析。此外，裁判文书网发布的一些典型案例往往被媒体抓拍，经过二次传播后引发公众热议。

但界面新闻发现，2019年以来，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公开提及“裁判文书”的次数逐渐减少。2020-2023年三年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在解释裁判文书公开数据时，只提到过一次“裁判文书”。

当年累计公开裁判文书数和新增公开裁判文书数。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生效裁判文书3858份，地方各级法院在网上公布生效裁判文书164.6万份”，加起来约165万份。赵萌制图

最高法并不公布每年公布裁判文书的确切数量，但在每年的两会工作报告中，会提到截至当年2月的累计公布裁判文书数量(注:由于2020年两会延期，数据截至当年4月)。界面新闻根据2014-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公布的裁判文书数据统计发现，新增公开裁判文书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尤其是2020年以后，新增公开裁判文书数量明显减少。

每年增加公开裁判文书的趋势。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统计整理。赵萌制图

统计显示，2014年至2019年，新公布裁判文书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尤其是2016年以来，每年新出版的份数都超过900万份。2020年，新出版份数达到峰值2813万份。但自2021年以来，新公布的裁判文书数量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21年至2023年，新公布的裁判文书数量下降至1000万份左右。

对于裁判文书公布数量的下降，外界分析可能与近年来一些案件的公开，频繁使相关当事人陷入被动地位有关。2021年3月，一份“江苏女辅警因‘性敲诈’7名公职人员获刑13年”的判决书出现在网络上。本判决书由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作出，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经过媒体报道和进一步挖掘，引起舆论热议。几天后，灌南县人民法院以一审判决未生效为由，将该判决书从裁判文书网上撤下。

对此，上述县级法院法官认为，部分判例公开后，公众参与司法监督是正常现象，也是建立司法文书公开制度的初衷，不应将其视为负面影响或“洪水猛兽”。面对舆论质疑，涉事单位可以依法回应，不应该回到司法公开制度的建立上来。

改革: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何去何从？

2022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徐建峰介绍，截至2022年9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裁判文书超过1.3亿份，访问量超过900亿次。

即使成绩如此耀眼，也难掩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年来面临的新增公开数据的下滑。同时，查询裁判文书网也越来越麻烦。按照网站架构，一开始注册登录就可以访问，后来增加了验证身份证的要求，最后发展到需要人脸识别才能访问。同时，网站无法复制，下载困难，经常卡顿，也给公众查询和使用裁判文书增加了很多困难。

“既然是公开的，就不应该设置查询壁垒”，北京某律师事务所表示。

巨变随之而来。据财经杂志报道，近日，一份《关于建设全国法院判决书库的通知》在网上流传。通知称，最高法计划于2024年1月上线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并明确其应用范围，仅支持全国法院民警在内部专网上查询检索裁判文书。记者从不同级别的法官处证实，该通知是近期收到的。

此外，《财经》还从不同省份的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也在筹建“人民法院案例库”，供各级法院和法官使用，并将及时、适当地公开，供公众使用。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运行10年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一个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定位是什么？三个数据库是否分工不同，互为补充？还是会形成替代关系？

到目前为止，最高法院还没有公开回应此事。界面新闻多次致电最高法院，无人接听。

据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介绍，从2023年8月开始，各地法院开始要求裁判文书原则上不得公开，之前在网上公开的判决书也开始大量下线。

最高人民法院又成立法官文献库的消息在法学界引起热议。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红帆法律经济研究院举办了主题为“网上裁判文书公开制度探讨”的圆桌会议，多位专家学者就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与会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回忆说，2000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在《法制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豆腐块”文章，那是第一波互联网热潮。他的想法是，最高法院要建一个网站，各级法院把所有的文件都上传到这个网站，进行分类，统一发布。

后来，他还带着自己的学生对裁判文书上网情况做了两次深入的学习和调查，调查报告发表在《中国法学评论》上。“2019年，在网络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为最高法院加油。文章题目是《裁判文书互联网，一个有中国特色、有中国气派的东西》。何海波说。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彦公开撰文指出，裁判文书的公布在短期内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包括发现同案不同判，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力。“但是这样的问题不应该直接解决吗？”我不相信不让人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就能增强司法的公信力。这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劳东燕认为，正义本身就属于裁判权。除特殊情况外，将案件事实、判决结果及相应理由公之于众是司法的初衷。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个案的处理，将法律规范作为行为规范的一般信息传递给公众，避免类似纠纷再次发生，涌入司法系统。换句话说，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治理，只有通过法律法规和相应判决的公开，才能有效实现。

近年来，裁判文书公布不仅成为一种常规，也逐渐融入到相关立法工作中。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都有参照公开裁判文书的规定。

比如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公开宣告判决。《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

此前，2015年12月，周强在最高法英文网站暨中国裁判文书网新版开通仪式上表示，中国裁判文书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工程，在树立司法权威、规范审判工作、加强法治宣传、建设国家信用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强指出，要以此次修订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司法公开，充分发挥裁判文书网功能，服务法官审判执行，统一裁判标准，提高司法质量和效率。要及时公开依法应当公开的裁判文书，让公众客观全面了解案情，切实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

12月19日，中公。工人日报旗下com发表评论员文章《裁判文书网在哪里？不如有公众回应”，称最高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舆论热点反应冷淡、迟缓是可以理解的。或许，有关方面正在等待一个成熟、合适的时机，公开回应人们对裁判文书网的关切。

“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加强司法公开和司法监督是两个方面，并不矛盾。所以，面对舆论焦点和公众审视，我们不能盲目忽视，更不能让舆论发酵。只有及时公开回应，积极解疑释惑，积极争取支持，形成良性互动，才是明智之举，才是良策。”评论文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