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1992年到2015年，是全球化1.0时代，资本和技术的全球分工，效率至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编织供应链，美国的信息高地与中国的制造业洼地紧密结合，使中国成为具有强大供应链连通性的世界工厂。

2016年起，全球化进入2.0时代。中美贸易摩擦始于2018年，美国对华高技术禁运一步步升级。在不断的去风险提示下，安全考虑已经超越效率考虑，跨国公司开始“中国+1”供应链调整，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成为受益者，中国制造陷入供应链保卫战和攻防战。

这是林雪平在他的新书《供应链攻防战》中描述的画面。北京联讯动力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天津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全球产业观察和企业技术战略研究，跟踪先进制造和企业创新。

2023年12月20日，林雪平与《财经》杂志执行主编、《财经十一》主编马克对话，拆解了地缘政治变化下的供应链变化和中国制造的应对之策。

对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对话中谈到了关于中国制造的五个常见误区和关于中国制造的五个未来悬念，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误区一:中国制造处于价值链底端。

Mark:宏碁集团创始人史先生发明了一个概念——“微笑曲线”，说制造业的价值链就像一个微笑的嘴巴，设计和，品牌和营销在高价值的两端，组装和制造的价值在底端。很多年前，中国制造一直被认为是微笑曲线的底部。现在还能这么说吗？

林雪平:制造过程及其所需能力的价值总是被低估。人们总是认为制造东西很容易，但事实上，大规模、高效率地生产是非常困难的。

一个人在家组装一台电脑并不难，但是联想的合肥工厂一天要造20万台电脑，装上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然后进行测试，确保每台电脑没有质量问题。一天下来可能要调用2亿、3亿件物料，这些物料是由成千上万的供应商提供的。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我常说供应链是一个折叠的社会学，很多组织协调能力都在表象背后。

以特斯拉为例。大家都觉得它在品牌和R&D上有很多创新，但真正大放异彩的时候，是在它有了制造能力之后，才能实现之前的创意，建立商业模式。所以马斯克说，汽车行业的竞争本质上是制造能力的竞争。所以，我认为在微笑曲线中把组装和制造作为价值链最低端的环节是不够准确的。

Mark:特斯拉和苹果一样，是软硬件一体化的。那你怎么看待现在流行的代工等于低端的说法？

林雪平:2023年上半年，全球市值前十的公司之一是台积电。它生产的芯片是别人的产品，抱着别人的孩子，这就是代工。德国发动机制造商MTU也将为GE、劳斯莱斯和普惠发动机公司做代工。

代工不简单。OEM代表的是工程集成的能力。比如判断一个代工厂的能力，就像做一件衣服一样简单。两家代工厂都收5米面料，一家用掉每一点面料，一家浪费4米，利用率差距很大。代工和制造都在挑战极限，追求完美。

Mark:富士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之一，它经常被认为是低端的。

林雪平:苹果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富士康承担了90%的制造。如果富士康没有两把刷子，怎么可能是苹果最大的供应商？富士康其实代表了工业制造的巅峰，攻克了大量的工程技术难题，如何精心组装等等。也代表了企业组织能力的巅峰，使数百万人能够有条不紊地生产出高质量的工业产品。

从苹果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富士康的占比可能只有个位数，但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其贡献远远超过此。苹果90%的产能在中国，意味着供应链产能锚定在中国，意味着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是苹果技术和中国制造的耦合器。水果链上的其他很多上市公司也是如此。他们是代工厂，但也给中国制造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和产能提升。

误区二:服装鞋帽玩具等传统行业是低端制造业。

Mark:在中国的制造业中，早期的强项是服装鞋帽玩具等所谓的低端制造业，而这些行业正是很多地方为了“腾笼换鸟”想要改变的。这是误会吗？

林雪平:几年前说“腾笼换鸟”的人现在正在重新考虑这项政策。衣服鞋帽玩具都是低端吗？首先，低端这个词在中国语境中是贬义的，但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中没有低端制造业，只有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也就是说，R&D的比例不到销售额的3%，这只是制造业中的一个分类。但是如果用低端制造这个词，就会情绪化，有的地方政府会说，那我不要了。

Mark:其实说到服装，Nike也是服装。如果R&D占营收的比例，耐克的R&D比率比一些公认的科技公司要高。

林雪平:所以耐克有时被分配到材料行业。它花大量时间研究高级服装面料。东丽日本也是这样的公司。其服装面料高性能、轻薄保暖，采用碳纤维制成。碳纤维可以用作高尔夫球杆和飞机机身。是绝对的高科技产品，现在用在服装上。服装行业不能简单归类为低端，甚至是低技术。

从供应链组织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看似简单的产品会有非常强的分工。打火机简单吗？太简单了。湖南有个邵东县，打火机产业是外地改过来的。在邵东待了十几年，扎了根，想搬也搬不到越南。为什么？打火机有30多个零件，分工很细。几十个几百个供应商高效的连接在一起，让打火机一元钱可以卖20年。这种所谓的低技术制造，我觉得真的不简单。

再比如压铸行业，就是压铸金属。以前这个行业的形象是“笨、糙”，脏、累、耗。中国一度严格限制压铸行业的产能。但是特斯拉来了之后，要求把车原来的焊接工艺改成整体压铸，需要6000多吨的压力。谁能做到呢？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这样的制造能力。以前主流车企还在观望，现在集成压铸已经成为主流技术。你说压铸行业是需要淘汰的落后行业吗？

马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服装、箱包还是压铸，都不能说是低端低技术，在里面的研发是无止境的，只要有一直存在的行业(对面是被淘汰的马车、煤油灯、传呼机、胶片等行业)。我建议地方政府不要急于“腾笼换鸟”一些所谓的低端产业，应该多想想如何帮助这些传统产业升级。如果心里有一个结论，服装鞋帽玩具等传统产业是低端产业，就会影响产业政策和就业。

林雪平:我记得几年前，苹果公司想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的一个地方建一个数据中心。当地州政府非常高兴，希望像中国一样吸引投资。但是这个数据中心最后用了多少人呢？50人，对当地就业几乎没有帮助。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方面有自己的升级通道，另一方面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

马克: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创造多少就业岗位，而不是创造多少产值和GDP。因为有时候在两个工厂里，A创造的GDP是B创造的10倍，但是创造的就业机会可能只有B创造的十分之一。

误区三:国产，只有面膜对准器等少数产品做不出来。

Mark: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中国制造已经很强了，除了少数卡脖子的产品，比如光刻机和Aero 空发动机。

林雪平: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是薯片。事实上，在美国主导的瓦森纳出口管制协议中，关于传感器的出口管制就有40多页，芯片的数量也就30多页。这种限制完全脱离了我们的视线，但它的影响范围要大得多。传感器太多了，三四万种，很多是我们现在做不出来的。

芯片按工艺分类。美国对28 nm以上的成熟工艺没有限制，但是在这些不受影响的领域，中国制造还是不够好。

Mark:即使在纺织、箱包等传统行业，我们也还有很大的差距。

林雪平:对，扬州有个杭集镇，是牙刷产业集聚区，全球三分之一的牙刷都产自那里。但当一家名为贝博士的初创公司要求他们生产牙刷时，他们被难住了。

牙刷柄是注塑的，结尾是拉丝的过程，最后牙刷柄上会有一个小开口。但是这家公司的设计师设计了牙刷柄中间的抽屉，而且很小，几乎看不见。杭集镇做不到，因为需要特别精密的仪器。最后在河北找了个工厂给欧乐b和飞利浦做牙刷。制造能力博大精深，但这不一定是技术问题，而是市场没有需求。

Mark:对，很多技术能力是市场需求逼出来的，也是一种工业文化。对牙刷手感的追求和对光刻机精度的追求之间其实有着微妙的联系。掩模对准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仪器。如果做牙刷的时候没有精益制造的意识，就很难把制造能力提升到光刻机的水平。

林雪平:无论是做牙刷还是做面膜对准器，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一个社会就像千层饼，不需要每个人都去造光刻机。你不必一直担心掩模对准器。牙刷、服装、鞋帽、包包也是值得制造业从业者改进的。

中国制造需要回归自己的节奏，既包括攻关供应链，也包括民生供应链。民生供应链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产值占比接近80%，很多新技术都包含在其中。

我举个例子吧。印刷机械是落后行业吗？但是它有非常强的技术创新。涂布机用于制造光伏组件，用于连续均匀印刷。从传统场景的间歇打印，到光伏制造场景的涂抹打印，底层技术都是一样的。这种打印技术广泛应用于光伏板、动力电池和半导体显示屏。

马克:那么你认为中国能制造出生产高科技芯片所需的掩模对准器吗？

林雪平:终极酷刑。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在时间轴上来回答。我们肯定能造出来，但是什么时候造出来呢？同时，当我们认为1纳米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也许技术路线又变了，又一扇窗打开了。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太焦虑；第二，保持节奏，全面看这个问题，涉及到数学、技术、工程等非常复杂的能力。卡脖子不是一个节点，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马克:芯片领域也会像汽车领域一样，在技术方向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电动汽车将取代燃油汽车。这种可能性真的不能排除。

误区四:随着人口红利下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也在下降。

Mark: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来自于低成本，低成本来自于人口红利。

林雪平:很多人对低成本制造有一个误解。似乎低成本制造就意味着偷工减料，增加工资。日本气动元件公司SMC是一家非常传奇和受人尊敬的公司。它的收入不到300-400亿元，但它的现金储备有400亿元，比它的收入还多。其经营策略是赢得订单后创造高价值，低成本制造，中间是利润。低成本制造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能力，中国需要继续学习和加强这种能力。

至于廉价劳动力，我觉得西方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用一个叙事，把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归结于廉价劳动力。事实上，除了中国，你在世界上找不到如此庞大、有组织、有纪律、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早期，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确实吸引了很多外资企业。但是后期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劳动力这个因素下降很大。比如越南劳动力更便宜，但是1000人和10000人放在一起统一行动，车间的战斗力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有去了越南后来又回来的企业主。

Mark:廉价劳动力不再是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而是供应链红利或者优质的组织能力。

林雪平:中国制造拥有强大的供应链网络连接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提高了，但是竞争力还是很强的。例如，虽然墨西哥是最近制造业的热点，但那里的工人普遍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一些工厂里，标准化的操作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用图片来表达。

误区五:外资和国际市场没那么重要。

Mark:有句话叫苹果和富士康走了都没关系。我们还有华为和比亚迪。

林雪平:我经常看到这种说法，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在这种背景下，华为对应苹果，比亚迪对应富士康这样的消费电子代工厂。但是苹果的大部分订单都在富士康，而不是比亚迪。富士康的动作不是它想动，而是苹果在动。富士康没了，制造能力可能是比亚迪的，但是订单去哪了？

中国在全球化1.0时代获得的财富，很多来自进出口贸易。谁将完成这些交易？更重要的部分是外企。虽然外企在中国只占2%的市场，却完成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40%，R&D的16%..外国公司对中国的供应链有巨大的锚定作用。企业搬迁，中国的产业链当然也会跟着搬迁，就业机会也会受到影响。

Mark:苹果营收4000亿美元，华为1000亿美元，其中消费电子占一半左右，从体量上看很难替代。

林雪平:而且苹果的存在对于供应链的渗透和升华非常重要。苹果手机全球销售，中国的能力也参与全球循环。

Mark:换个说法，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的30%，但国内市场只能吸收一半左右，中国制造的另一半必须去海外找市场。此时，全球供应链已经重组。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从2021年的21.4%和2022年的10.5%下降到2023年前11个月的5.2%。在此期间，我们提出建设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国内大流通带动国内国际双流通。

那么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有多重要呢？从你调查的中国的企业来看，他们是否认为国内市场的增加可以弥补国际市场的减少？

林雪平:中国的产能是留给全世界的，这是全球化1.0时代的结果，导致中国制造“走出去”的必要性。这不是你的选择，但你必须这样做，否则就没有订单。但另一方面，能否化被动为主动？

供应链分流的事实已经存在，并将成为趋势。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着那些新工厂建成。我们应该主动“走出去”。我把这个叫做“中国制造然后出海”。以前出海是为了产品，现在出海是为了供应链能力。

再来看日本。其海外总资产常年保持在GDP的0.8，也就是说日本的GNP远大于GDP。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进口国。2019年，中国电视出口占美国进口的60%，墨西哥占30%；2022年将上升到60%，越南10%，中国20%，三年下降40%。乍一看我会特别慌张，但仔细一看，墨西哥和越南都有海信和TCL。虽然是墨西哥制造，但是“又是中国制造”。

所以，在全球化2.0时代，中国制造要想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制造，中国企业需要再出发。

【/h/】悬念一:中国和美国会演变成两条并行的供应链吗？

Mark:2023年，我们看到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中国企业依赖美国供应链越来越困难，这迫使中国企业发展自己的供应链。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有没有可能演化出两条并行的供应链？

林雪平:我在讲供应链大分销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平行供应链的成长。我打电话去越南、印度、墨西哥做“中国+1”，在中国以外建立生产区。这个说法在2010年左右就有了，但是很久都没有进展。今天我们重复一句老话，我觉得实现并行供应链还是没那么容易。

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实际上一直处于出口管制之下，只是松紧程度不同。1995年瓦森纳协议之前，有一个“巴黎协调委员会”(简称巴统)，两者都是西方的出口管制协议。但是，即使中国已经被控制住了，全球的高科技产业仍然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局面，没有两个体系，所以只能说未来会有这样的趋势。

政府和企业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市场，也是一些公司的最大市场。换句话说，政府想包办婚姻，企业却想自由恋爱。商业的活力和积极性与政府管制之间有很多博弈空。未来何去何从，取决于比赛结果和中国的突破速度。不确定性太多了，最终能不能形成两大阵营的供应链还很难说。

Mark: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全球交叉嵌套的供应链体系，不是一两个政府和几个政客能轻易打破的。但你的书中也提到，从2017年到2022年，中国自主半导体市场规模扩大了6倍；2021年半导体自主化率为21%，2022年提高到35%。如果再这样下去几年，中国的半导体市场会和美国并行吗？

林雪平:供应链是嵌套的。机车与车厢连接不是直线结构，而是网状结构。可想而知，火车轨道纵横交错。这条轨道可以用于这条线路，如果它被拉过来，它可以服务于另一条线路。

比如光刻机，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复合设备，包括光学镜头、高功率激光和纳米级运动。它是光学问题、力学问题和材料问题的综合体，涉及的不是一条链，而是多条链。所以即使某个工艺节点有所突破，也会涉及到很多零部件和软件问题，所谓的国产化率就是层层嵌套。

但无论如何，随着控制力的加强，中国企业在半导体等先进技术领域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悬念二:印度、越南、墨西哥，谁能复制中国制造？

Mark:这两年国内还有一个热门话题。印度、越南、墨西哥这些国家有没有可能重复中国制造的成功？甚至，他们有可能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吗？我觉得大部分人认为不可能是因为供应链红利，劳动力素质，产业组织能力等等。这是过度自信吗？

林雪平:这涉及到这些国家的优势比较。越南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早受益者。美国最初提出脱钩断链，但发现中国供应链的连接性太强。后来提出了去风险化的概念，中国+1，供应链不能完全设在中国，于是一些外企搬到了越南。

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谁在支持越南制造？从2018年到2022年，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超过了之前最大的投资国日本。被定义为供应链去风险目的地的东南亚，其实在中国的投资最多，只是“去日本化”了。这说明在全球化2.0时代，中国制造没有退缩，而是更加积极地参与。

在新的供应链成长的时候，当然要积极参与。全球化仍然与中国密切相关。另外，要加强自己的原创技能。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给了供应链战略深度和试错的机会，这是大多数国家不具备的优势。

现阶段，无论是越南还是印度，制造业的发展都还不够成熟。越南很多地区的电力供应依赖中国，越南北部的供应链与珠三角联系紧密。中国过去直接出口成品，但现在出口零部件，并在越南组装。墨西哥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工人识字率。

印度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对手。这不是情绪化的描述。印度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年轻人数量众多，IT行业也不缺国际化的传统。

Mark: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越南和印尼的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中国供应链和投资溢出多，但中国的企业不多。前几年去的很多人也出来了。他们发现很难在印度从事制造业。

林雪平: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只能先把我的观点放在这里。首先，印度的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让人无法忽视。2022年，印度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市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第二，印度股市增长非常快，市值已经超过港股。

印度有自己的问题，包括宗教矛盾，种姓制度等。，但它的爆发力是存在的，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关注印度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过于关注印度的缺点，选择性地忽略了它的优点。

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认为印度能超过中国。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照搬中国模式。

【/h/】悬念三:中国制造出海，“内卷”会变成“外卷”吗？

马克:刚才我谈到了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在全球布局产能，尤其是东南亚和美国。日系车占据印尼90%以上的市场，日系车在美国的份额也是最大的。我观察过，日企出海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抱团。这种模式只发生在日企吗？

林雪平:我把日本的出海形容为“合成营”。它是多兵种作战，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供应链，由零部件供应商、物流、金融、智能支撑。日本的海外布局不是简单的生产基地转移，而是全面产业体系的转移。日本财团(综合商社)对供应链的控制力很强。比如2000年丰田作为合资车进入中国的时候，丰田并不是第一个进来的，而是丰田商社占了先机，用零部件奠定了供应链的基础。

财务是关键环节。中国企业与日本企业竞争时，如果资金支持跟不上，就相当于少了一条胳膊。日本企业往往采用智、商、工、投相结合的模式，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供应链工具箱，让企业开箱即用。

丰田车型是日本制造的代表。日本政府将丰田的生产模式“国有化”，丰田的精益生产模式首先在日本各地普及，随后席卷全球。一个企业的经验，变成了一个行业的知识，一个国家的能力。

也有来自中国的企业组团出海。比如在印尼开采镍矿的不锈钢龙头企业青山集团，带动了很多供应商。中信农业集团在白俄罗斯投资了一个工厂作为粮食储备，这个工厂也有大量的金融设施。但总体而言，由于我们“走出去”的时间有限，中国制造在海外的配套能力远远不够。

马克: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企业在国内“滚进来”，在海外“滚出去”。日本企业在海外打价格战吗？

【/h/】林雪平:“体量”并不区分国家，但日本某些产业的“内卷化”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构成了一定的平衡。回到国内，“体量”往往是由行业属性决定的，以规模取胜，以资本驱动。市场竞争到最后会洗牌，输家退出。中国企业的“内卷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就是国际竞争对手的“内卷化”。例如，只有一家美国公司，第一太阳能公司，仍然在光伏行业的前十名。

Mark:所以“内卷化”的一幕会在国际市场上重演。这是大概率事件吗？

林雪平:光伏在中国是一个特别有优势的行业。美国的光伏产能不到中国的7%。但是到了美国，你会发现地缘政治风险还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称之为“供应链内部化”。以前光伏企业只做组件和电池，现在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企业都渴望在整个供应链上动起来。

但是你出国了，就要三思了。回归主业，擅长做硅片和做电池可能是更好的办法。因为重资产投资有风险，分工正好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中国制造出海，很多场合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探讨的。这并不意味着垄断价格，也不意味着同意价格联盟，而是为了实现产业链更好的分工。

悬念四:中国制造会出现“产业空集中化”吗？

马克:中国制造业自然溢出固然很棒，但如果非要“走出去”，会不会导致中国工业的空集中化？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美国，美国正在吸取惨痛的教训。美国是如何失去制造业的？

林雪平:现阶段“走出去”已经不是简单的对要素成本变化的反应，而是出于某种原因主动在海外进行产能备份。中国的产业形态是千层饼，需求多样，成熟度不同。这样可以让各种工业形态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价值，而不会像在美国一样被用在废物里，技术还是可以加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担心空中心化的问题会出现和国产一样大的问题。当然，过度的产业外移对中国没有好处，我们也需要考虑如何把产业留在后面。

Mark:全球化1.0时代，全球化本质上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其中以美国、德国、日本的跨国公司为最多。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空是集中的，而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不是？

林雪平:全球化1.0时代的特点是美国的信息高地和中国制造的洼地相结合，这也有利于中国和美国。与二三十年前相比，美国与日本、德国的财富差距扩大了。美国发挥IT和信息产业优势，日本和德国没有知名的互联网公司。他们仍然保持平衡，更加重视制造业，仍然强烈的出口导向。

Mark:另一方面，日本和德国因为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信息技术产业，也失去了空集权的“资格”。

林雪平:我仍然认为这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做出的自然选择。从结果来看，制造业空集中化并不是一件好事。

马克:苹果是美国的反例吗？虽然没有工厂，但牢牢占据行业制高点，牢牢掌控供应链。

林雪平:美国制造业的空集中化主要是低技术制造业的流失导致高技术制造业成为无根之树，无法快速迭代跟进。就像中国的DJI，无人机是高科技，但也得益于深圳华强北，一个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大的电子零部件市场。

苹果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只是做研发。其实苹果是制造大师，只是没有亲自离开。它一直是教练，教你怎么做机器，怎么组装生产线。苹果的制造基因和制造能力非常强，这一点和特斯拉是一样的。只是特斯拉已经迫不及待地卷起袖子自己动手了。

悬念五:如果没有地缘政治的变化，会发生什么？

马克:有时候会想到脑洞。当然，我们总说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在这里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世界继续按照全球化1.0的模式发展，中国制造会走什么轨迹？我们知道它近年来改变了轨道，但如果它保持不变，会发生什么？

林雪平:我先说这个假设条件中有一点和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就是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一直存在，只是以前是比较低频的事件，现在变成高频了。

如果管制还是像以前那样相对宽松，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某些领域的技术突破没有那么快。企业习惯了一种软件，一种机床，一种传感器，却不愿意改变。尤其是半导体行业，换一种材料，换一种光刻胶，换一种气体，都要花大量时间验证稳定性和良率，两年都换不了。但现在人们有了违约的危机感，就会说“来试试吧”，所以国内供应商有机会踏入半尺，这是很可喜的。

但是也有两面性。如果按照1.0的趋势，中国制造的连接力会不断加强，超级工厂会变得更加高效。现在，中国制造业加快了控制步伐，但其连接性受到了损害，因为一些全球超级链所有者正在迁移他们的供应链。

马克:不幸取决于运气，而运气存在于危险之中。我想起2013年出版的两本有趣的书。一个是“为什么一个国家没有制造业就不能繁荣？”瓦茨拉夫·斯米尔写的，呼吁美国过没有制造业的生活。另一本是《金融时报》记者彼得·马什写的《新工业革命》。在书中，他对中国的制造大加赞赏，但最后一节的标题却是“中国赢了制造，输了研发”。但是，你刚才描述的变化只是塞翁失马，中国制造被迫加快技术研发。

【/h/】林雪平:回到现实情况，过去供应链的强连接性也让中国制造在应对管控的冲击时有了一定的缓冲。在设计力方面，美国的特长是构建完整的创新通道，从学术理论到工程化再到商业化，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标准体系的制定。写这本书之初就有这种感觉。美国的压榨不是单个点，而是整个工业体系。中国的特点是敢于冒险，投资新兴赛道，比如动力电池。

我想表达的是，这不仅仅是和供应链本身有关，而是一个工业运作的底层逻辑，供应链只是了解制造业的一个窗口。大国的博弈是以工业和制造业为基础的，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制造业，而供应链就是一个国家制造能力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