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城一面”成为中国过去四十年快速城市化时期的魔咒。每个城市都不想成为它的傀儡，但谁也抵挡不住“发展”的诱惑。除了建筑形式上的同质性，城市空之间的结构同质性看似更加隐蔽，但本质上主导了中国城市空的发展规律。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地租理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区位理论。

然而，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也因规模不同而出现分化。中小城市仍然遵循传统的西方地租理论和空的发展规律，而大型和超大型城市则不受此限制，甚至发展出自己的空规律。这使得中国大城市内部有了自己空的扩张模式和区位重塑特征。

一、过去四十年:“一环接一环”

2021年，建筑师阿尔弗雷德·图乌(Alfred Twu)受艺术家Itchy Feet的《每一个欧洲城市和每一个美国城市》的启发，创作了一幅名为《任一中国城市地图》的手绘地图。就像“每一个欧洲城市”的中心都矗立着一座“圣坑游客大教堂”一样，“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中心区都被一条环形道路圈定，人民广场/公园、大剧院、巨型雕像、摩天大楼依次置于其中。这种空的刚性组合，能在第一时间让人联想到大量样本，哪怕不是整个中国的城市。

上图为“每个欧洲城市”(作者/痒痒脚)，下图为“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地图”(作者/Alfred Twu)。

为什么我们城市的结构空看起来那么死板？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中，土地经济学中的区位论，特别是"同心圆"城市结构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其目标是最有效的土地利用和城市增长，这也导致了"一边一千个城市"的城市空结构。

不可否认，循环型城市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早在200年前，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就首次提出了同心圆结构的农业区位理论。他推导出一个假想的“孤立国家”中农业生产空的分布状态，认为距离中心市场的远近所造成的运费差异会导致农产品的净收入不同(杜能称之为“经济地租”)，从而使不同的地点具有更有优势的土地利用方式。1925年，伯吉斯基于对大量美国城市尤其是芝加哥的观察，将区位理论扩展到城市功能布局，奠定了最经典的同心城市结构。

杜能圈的行进机制和层结构示意图。1826年出版的《孤立的国家》奠定了农业区位论的基础，也标志着区位论的诞生。杜能环这一著名的同心圆结构深刻影响了工业区位论、商业区位论等土地经济模型。

如果说西方的城市结构理论更多的是对现实城市的总结、抽象和归纳，那么这一理论从中国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开始，就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植入了城市基因，深刻影响了中国近30年的城市。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张廷威教授曾将中国90年代城市空之间的变化概括为“城市建成区的向外扩张”和“城市空之间的重组”两个方面，并呈现出明显的同心圆结构——城市核心区以CBD为主要商务功能，靠近核心的城市内圈层以居住区为主。

伯吉斯将城市分为五个同心区，从中心开始依次为中央商务区(CBD)、过渡区、工薪阶层居住区、中产阶层居住区、高级或通勤居住区。这一模型为早期社会学家和土地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来源和方法，也成为20世纪初房地产开发商所倡导的城市房地产价值的模型基础。(来源:网络)

这种以经济地租为基础的圈层结构的价值在于，土地为中国的城市化融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延伸阅读:赵燕菁:“成长”不是理所当然的)循环空形式也影响着人们在其中的生活状态。以环城高速公路为例，它的作用不仅仅是交通，更是城市中心水平的象征。它在人们心中筑起了一堵隐藏的墙，往往成为一个城市房价的轮廓线。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批批快速建设的时代，见证了一座座类似的城市拔地而起，进入了不再“日新月异”的城市化下半场。我们有没有其他可能走出“一环接一环”的纪律？

二、未来下半场:多组团一体化城市结构

相比社会迭代，城市物质空的进化速度更慢。但在中国城市化的“下半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城市化水平较高时，城市结构的突破似乎逐渐成为大势所趋。

根据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市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但不足10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为I型特大城市。图为2020年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大城市。(来源:网络)

从最经典的同心圆结构来看，其集聚优势特别适合中国城市规模分类中的“中等城市”来促进其产业发展和城市化。因此，纵观中国城市，I型城市以下的大中小城市大多还处于单中心及其圈层结构阶段，试图通过规模和集聚效应实现最高效的发展。

据《城市中国》观察，经过40年的发展，在自然地理、产业创新、土地招拍挂方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单中心的配置，实际上呈现出多组团、一体化的布局。

西方城市结构理论除了同心圆结构，还发展了扇形结构和多核结构，成为目前最主流的三种城市结构理论。作为对同心圆理论的修正，扇形理论(上图)认为城市以扇形的形式发展，高租金的房屋广泛分布在高地、湖岸、海岸和河岸，并有向城市外围扩展的趋势。多核理论(如下图)强调城市的发展会出现很多商业中心和新的极核，它们的布局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一定是圆形的。

如果把城市结构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它的演化可能不存在一个最终的均衡状态。

法国学者Marc Barthelemy曾经模拟了城市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的动态过程。从早期的“单中心政权”，随着通勤距离的增加，在收入和通勤成本的平衡下，出现了“距离驱动的多中心政权”；随着副中心的发展和提升，“Attr活动驱动的多中心政体”将逐渐形成，副中心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中心。在中国很多城市，我们可以观察到“距离驱动的多中心阶段”和“吸引力驱动的多中心阶段”。

Urban China认为，中国3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方向，更类似于西方各种城市结构理论的融合。我们可以发现城市中有很多同心圆，中间被工业带和居住带分割成扇形结构，在其他位置呈现马赛克状的镶嵌图案。这种多组团一体化的城市结构在上海、深圳、成都都有明显体现。(制图:王佳琪)

城市内部，以地标商圈和CBD为核心的集群式布局，往往使得城市中的几个城市(副)中心难以区分。随着服务设施和商业体验的提升，城市不同区的特色更加明显，人们不再需要去传统的“市中心”工作和消费。此外，许多消费空房和居住空房在原有的价值洼地中异军突起，挑战并重新定义了城市空之间的传统区位逻辑。(延伸阅读:张玉星|空跨经济)

在城市的郊区，拥有两三个新城新区早已是大城市的标配。随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它们可以具有更高的战略意义。比如上海的“五大新城”，试图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建设一个具有辐射带动功能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承担城市群中的角色。再比如，成都天府新区引领成都南向发展，重新定义城市形态和区位价值。这些新城区很多不再依附于一个同心结构，不再由他人(市中心、中心城市)来定义自己，而是创造内部的共识和认同，强调区域性的“地方权力”。

除了城市内外宏观结构上的“多群体”，城乡之间点状、片状的融合结构(传统的“郊区”)也值得重新解读。有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城郊地区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城市、乡村和自然元素微妙共存的“马赛克”空房间。它们作为新的城市增长点，成为不同于城镇的第三种城市空类型，与之前的郊区化发展路径有很大不同。同时，在城市公共设施相对缺失的情况下，这些过渡区域的开发商需要承担一些本应由政府负责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空用房的开发运营，这也将为开发商提供一种“造城”的自由。

三、传统区位的瓦解:土地的洼地，创新的高地

为什么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必然会在空之间出现结构性突破？

首先，从城市产业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看，一定规模的大城市必然会有试图突破同心结构的驱动力。在全球化时代，土地经济模式不仅赋予城市内部每个区位不同的价值，而且随着全球资本的流动，在全球城市之间形成功能分工和价值梯度。据深圳-双树学术委员会主任张玉星介绍，“土地经济”背后的原理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资本传导系统——资本以西部为中心层层传导。不同国家、城市和地区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发展角色是固定的。当一定规模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所依附的土地经济实际上会压制其他创新产业的发展。

因此，当一个城市形成一定的人口和产业规模，鼓励更多的文化产业发展和创新时，其价值洼地就会被不断挖掘，通过更低的成本为初创期的创新产业提供孵化。于是，原有的立体圈层结构开始瓦解流动，城市中更加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梯度也随之形成。

其次，城市空作为一种商品，总是在寻找新的“稀缺性”。随着城市化的深入，这种稀缺性不再完全依赖于区位，而是强调空和场景本身的体验价值，遵循“空经济”的逻辑，不再与传统区位价值强烈绑定。比如老厂房，在八九十年代并不存在“稀缺性”，而在今天，以其独特的空形态和历史文脉，变成了高价值的创意园区、展厅、共享办公室等空房间。

北戴河的安纳亚作为现象级产品，被《边边火炉》主编钟钢称为“京缺”——滨海生活的缺，品质和细节的缺，社区想象力的缺...换句话说，安纳亚的价值是相对于这种“短缺”而建立的，填补了北京城市空之间的空间。

品质和体验的稀缺也推动了各种“场景”的兴起。超级文和友的爆炸，是土地经济逻辑下早已不复存在的烟火记忆。当上海“清理空”老城区马车的现实生活时，它们立刻以风景的形式出现在商场和餐厅里。当千篇一律的高层住宅小区消解了邻里间原有的社区感，一种“魔盘”开始在远离市中心的角落诞生。通过强调社区和社区自组织的重要性，它填补了土地经济中“社区意识”的空白。

四、人与技术:挑战传统位置

基于经济地租的区位理论之所以受到挑战，是因为两个变量不可忽视——人和技术。

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区位理论将城市中的人抽象为单一静态的“完全理性的人”。而在中国城市化的下半场，大城市日益多元的人口结构和中产阶级群体的分化，很难用简化的“完全理性的人”来表达，他们对城市提出了更加复杂多变的诉求空。(延伸阅读:孙喆|创造兴趣，获得“解放”)与此同时，通信、交通、物流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演进，也使人们从区位价值的梯度中解放出来。共享办公室、远程办公甚至数字游民等生活方式的兴起，证实了这种变化。

因此，随着技术的发展，回归社区生活本身也是可能的。

五.结论

城市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从人类、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自我动力出发，可能不存在一个永恒的单中心或多中心结构。更多时候，混搭、拼贴、变化是城市的常态。我们无法完美地预测未来，但我们总能相信“进化”本身。

参考:

戴跃华，国际大都市从单中心到多中心的收入与通勤博弈，风起云涌，2023年10月21日。

谭，郑，城市边缘区的再认识:基于全球城市化理论和后郊区化理论的视角，《城市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