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企业高管批评他们没有足够准确地计算成本和收益，而利他主义者则指责他们浪费成本和收益。对政治家来说，经济学家是一个扫兴的人，因为他们不会允许前者承诺繁荣而不付出相应的牺牲。甚至包括乔治·萧伯纳和托马斯·卡莱尔在内的一批才华横溢的文人作家也曾在写作后对经济学家发表过一些不敬的言论。事实上，自从卡莱尔将经济学称为“惨淡的科学”以来，经济学家总是受到指责。

【/h/]然而，经济学家觉得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为他们通常不是恶行的始作俑者，而只是坏消息的传递者。他们传达的信息也简单明了:人类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我们已经不在伊甸园了，世界也不再充满牛奶和蜂蜜。我们必须做出各种选择，无论我们想要更清洁的汽油还是更快的汽车，更大的房子还是更大的公园，或者更多的工作或更多的娱乐。经济学家不会告诉我们哪些选择是不好的。他们只是说我们不能两者兼得。世界上总有选择，经济学就是选择的学问。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应该选择什么，而只是帮助我们理解自己选择的后果。

【/h/]当然，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并不愿意只做一个传话人。尽管他们被嘲笑过，甚至被冠以各种调侃的绰号——愚蠢的史密斯、秃头的书呆子穆勒、奢华的公子哥凯恩斯等等。-他们的动机无可非议。

【/h/]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经济学家在我们当前的时代受到了批评，但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那样，这一学科的大多数杰出从业者的初衷都是从良好的意图中寻找改善世界的方法。特别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兼顾计算科学和为人类奉献的职业。

【/h/]中世纪有三种职业——旨在确保身体健康的医学、旨在实现政治健康的法律和旨在塑造心理健康的神学——而马歇尔则希望经济学成为第四种崇高的职业，其目标不仅是为富人服务，而且是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物质健康。马歇尔以非凡的勇气试图调和两种强大的经济发展趋势及其自身的缺点:一种趋势使经济学成为脱离实际用途的数理经济学，另一种趋势是放弃理论反思的纯粹情绪激进主义路线。他在剑桥大学努力建立的相关课程聚集了一批最具科学头脑和激情的人，其中凯恩斯是最杰出的代表。

【/h/]经济与现实世界最紧密的联系永远是政治。事实上，直到21世纪，经济学还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几乎所有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曾在政府某一级别任职。其中，大卫·里卡多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也获得了英国议会的席位。在这些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身上，我们自始至终看到的不仅是科学兴趣的火花，还有激情澎湃的热情。在无数个普通的微积分符号和统计数据之后，我们仍然可以一窥他们令人震惊的观点。

【/h/]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与经济学家之间对抗与合作的趋势。当亚当·斯密谴责欧洲王室和商人之间难以形容的结合时，现代经济学开始出现。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索尔斯泰因凡勃伦达成的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是，他们都意识到商人喜欢利用政治为自己寻求庇护。

【/h/]在一个著名的声明中，史密斯警告人们，绝大多数商人见面是为了密谋反对消费者。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今天，那些在地方商会雄辩地倡导自由市场的人一旦有机会，就会尽力确保自己的垄断地位，与政府签署独家合同，或支持通过法律法规来确保自己的利益。幸运的是，政治家不会把一切都交给商人。

【/h/]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党的领导人承诺，通过联合和国有化，英国将繁荣昌盛，成为人间天堂。但事与愿违，自那以后，英国经济每况愈下。传记作家WinstonChurchill曾讲述了一件轶事，丘吉尔在下议院外的男厕所遇到了工党领袖。工党领袖走进厕所，占据了一个小便池。过了一会儿，丘吉尔也进来解手。当他看到对手时，他没有立即解手，而是站在一排小便池的另一端。“温斯顿，我们今天不太友好，是吗？“工党领袖问道。“没错。”丘吉尔怒吼道:“因为你每次看到什么大东西，就想把它收归国有！”

【/h/]大多数美国总统对经济学原理几乎一无所知。约翰。肯尼迪曾经承认，他记得美联储控制着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只是因为当时的委员会主席威廉·切斯尼·马丁的名字以字母“M”开头，就像“钱”一样。显然，在肯尼迪的任期内，像沃尔克、格林斯潘或鲍威尔这样的人很可能会错过这个职位。

【/h/]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竞选可能是最困难的时候。每当一个政客向他的选民承诺更多的人造黄油和弹药时，经济学家必须站出来警告这些承诺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经济学家在提高人们的经济素养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可能在一瞬间被候选人不切实际的胡说八道完全抹去。选举年演讲相当于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政治版本。当一位总统候选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他无法让自己看起来比《老友记》中的JoeyTribbiani更老练。当然，对于一些政客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h/]不难看出为什么政客们会误解他们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语言与他们向公众宣讲的语言截然不同。这些同龄人说着一种“模式化”的语言。当试图解释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时，他们必须化繁为简，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首先简化和合并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每一个经济现象都可能受到成千上万个事件的影响。

【/h/]例如，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可能取决于以下因素:天气、音乐品味、体重、收入、通货膨胀率、政治运动和美国奥运代表队的表现。为了隔离这些因素并对它们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经济学家必须设计相应的模型，从计算中排除一些无限可能的原因。最好的经济学家是最耐用和最稳健模型的设计者。

【/h/]当然，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建立模型。多年来，物理学一直以牛顿的万有引力模型为基础。天文学家仍在遵循哥白尼的天体运动范式。托马斯·库恩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追溯了这些模型的发展。

【/h/]那么，为什么经济学的建模比这些“硬科学”更难呢？例如，在这里，想象一名外科医生为一名患者进行肾脏手术。检查x光片后，外科医生知道患者的右肾位于结肠下方两三厘米处。

【/h/]然而，想象一下当外科医生切开时，肾脏会改变位置。会是什么样子？这是经济学家面临的情况。当他们隔离原因并估计其影响时，影响的程度将会改变。随着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我们科学探究的主题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经济学可能不是“硬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轻松科学”。因为它是如此多变，对它的研究就像是刻舟求剑。难怪凯恩斯勋爵坚持认为，成为经济学大师所需的一系列素质甚至比成为骑士甚至圣人所需的素质更罕见。他写道:

经济学的起源

【/h/]当我们准备深入研究经济思想史时，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可以从圣经开始，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债务减免的陈述。但是《圣经》呈现的更多是纪律而不是详细的分析。尽管亚当·斯密的名字和他的道德立场都来自《圣经》，但显然这本书并没有为他的经济理论提供多少灵感。

【/h/]我们也可以把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讨论作为一个起点。他以雄辩的言论赞扬了私有财产，并谴责了仅仅为了钱而收钱的行为。但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理解仅限于认识到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他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哲学研究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教育，而不是经济理论。这个选择也是有收获的。亚里士多德无疑仍然是哲学巨人之一，但即使冒着冒犯那些在西方文明史公开课上将亚里士多德视为偶像的粉丝的风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只能说在经济学科领域几乎没有什么成就。

【/h/]在中世纪，神学家也讨论经济问题。天主教学者将无休止地争论市场中的正义和道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构建了“正当价格”理论，完善了教会对高利贷的看法。《旧约全书》明确禁止将利息借给同一群体的成员，而中世纪的神学家则试图将利息的不同组成部分（如风险、机会成本、通货膨胀和不便补偿）分开，以打破这一严格的禁令并使其可用。

【/h/]神学家面临着一个痛苦的选择。一方面，如果他们继续坚持挑战合法商业活动的正统圣经解释，经院学派将成为一棵没有根的树，因为许多人愿意冒着上帝惩罚的风险并想发大财。另一方面，如果神学家只是纵容甚至宽恕所有形式的重商主义，他们作为教会领袖的信誉将岌岌可危。

【/h/]他们的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是为了在世俗性和神圣性之间取得平衡。这种立场不仅对经济研究不舒服，而且绝对没有益处。他们谈论经济的原因只是出于他们作为上帝的牧羊人对“迷失的羊”的责任。但他们的职责实际上是引导羊群去天堂，而不是为它们寻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当新教徒的出现将原本相当均匀的羊群分成不同的小群体时，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h/]上面提到了重商主义者，我们不能一笔带过。一般来说，这些人是16至18世纪为欧洲君主服务的一群作家和宫廷顾问。他们没有共同的准则，他们有不同的兴趣。随着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王室竞相巩固国家边界，同时争夺大洋彼岸的海外殖民地，律师和商人开始为各国国王和王后提供如何管理经济的建议。

【/h/]回顾和总结这一点，我们可以列出他们的建议中经常出现的几个原则:首先，一个国家应该通过向王室的忠诚臣民授予垄断权、专利、补贴和特权来维持其内部秩序。其次，一个国家殖民的目的应该是获得贵金属和原材料，这些是衡量国家财富的绝佳指标，也可以为征服战争买单。最后，一个国家应该限制其对外贸易，使其制成品出口超过进口。黄金（财富）可以通过持续的贸易顺差从债务国获得。

【/h/]因此，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我们看到各国都致力于扩大自己的领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家对其内部经济的控制日益收紧。在行业协会、垄断和关税的帮助下，政治爪牙牢牢把持着国家的经济权威。在一些国家，这种控制涉及的范围比其他国家更大。

【/h/]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财政部长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Colbert）对许多商品的生产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并赋予贸易协会很大的权力。在一次旨在展示皇权的惊人活动中，他宣布来自第戎的所有布料都必须包含1408根线！重商主义者为亚当·斯密设定了一个完美的批评目标，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以他为起点，开始我们对现代经济思想的探索。

【/h/]斯密从几个层面严厉批判了重商主义理论。

【/h/]首先，重商主义者以金属货币和贵金属的数量来衡量财富，而斯密认为真正的财富应该以家庭的生活水平来衡量。成袋的金币不能换成袋的食物。

【/h/]其次，他指出财富必须从一国消费者的角度来衡量。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说，将所有财富都留在一个国家或一个谄媚的商人手中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h/]最后，斯密认识到个人热情、发明和创新可以刺激更大的经济繁荣。重商主义政策武断地授予垄断权和保护权，这只会使国家瘫痪。这些话可谓是现代经济学的第一声呐喊。

【/h/]我们应该忽视经济学家吗？

【/h/]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真正脱颖而出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主流经济理论并不是普遍适用的。更糟糕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陷入了前后矛盾的境地:回想起来，他们很难解释为什么生产率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初下降到90年代初，而在未来，他们无法设计出21世纪中叶偿还政府债务的最佳方式。

【/h/]然而，经济学家非常赞成一件事，即如果国家和个人忽视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他们就在冒愚蠢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为了回忆重商主义时代的辉煌而提高贸易壁垒，最终只会伤害自己的消费者。农产品价格高企的国家也会伤害本国消费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多余的粮食烂在仓库里。很少有经济学家会不同意这两点。然而，很少有政治家能听进去这两点。

【/h/]即使政府并不总是采纳经济学家的建议，我们也可以期待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目前我们的生活达到了什么水平，未来我们可能达到什么高度。自从工业革命使英国大放异彩以来，美国人一直期望他们的国家强大而富有。我们总是把现在当作一个卑微的起点，希望未来不断进步。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的进步从来不会持久。每一年都可能是新的黑暗时代的前奏，今天的工业化国家每次都躲过了这一劫，这无异于不断创造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纪录。看看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杜比写的《11世纪的欧洲》。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些可怕的几十年发生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等文明笼罩下的相对繁荣之后，而不是之前:

【/h/]发达国家有一天会再次经历这样可怕的噩梦吗？他们会重蹈第三世界邻国的覆辙吗？即使是像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在他最离奇和荒谬的梦境中，恐怕也不知道这件事。但我们确实知道，伟大经济学家的目标是防止我们坠入这个黑暗的深渊。

【/h/]令人钦佩的是，伟大经济学家创立的许多理论今天仍可为我们所用。他们留下的几乎每一个明智的理论即使在今天都有实用的细节，或者可以比较的例子在今天都可以找到。

【/h/]本书试图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探索来寻求这些大师的智慧，并致力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首先获得了这些见解并建立了这些持久的模型？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并从中受益匪浅。

【/h/]书中的一些例子取自当代，因此写作实际上只是博君一笑。当然，大卫·李嘉图从未真正接触过吉利根《西岛》中的人物并向他们解释比较优势定律。我在书中以这些遭遇海难的漂流者为例并不是不尊重他们，但我只是希望能为读者以生动的方式理解这些晦涩的范式提供一些帮助。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不一定是枯燥的。

【/h/]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这些已故的经济学家独自出现，扭转他们的恶名，亲自为我们说话，并以这种生动有趣的形式从卡莱尔那里赢回一座指责经济学“阴郁沉闷”的城市呢？如果这些经济学家真的有灵性，他们宁愿嘲笑这种看似冒犯我们的说法，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被世人遗忘而感到失望和沮丧，或者担心人类社会会重蹈11世纪的覆辙而睡不着觉。

作者:【美】托德·g·布赫霍尔兹/[美】马丁·费尔德斯坦。

【/h/]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h/]监制:中科书院

【/h/]副标题:思想碰撞与传承

译者:冯军

【/h/]出版年份:2024-1

【/h/]本文节选自托德·G·布赫霍尔茨和马丁·费尔德斯坦的《经济巨人:观念的碰撞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