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高速发展了30多年。虽然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很大的风险和挑战，但总体上仍在快速发展。人们将这一时期的全球化称为“超级全球化”。直到近年来，受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全球化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有学者称之为“有限全球化”。

在此期间，尽管人们的普遍接触和交流通过数字技术得到了延伸，但人们仍然感到全球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已经“冻结”，全球化是“平的”；如何释放全球化的韧性，消除全球化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危机，是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风险、弹性和全球化:问题和隐喻

风险、韧性和全球化既是人们对这个时代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活世界的普遍感受，也是对这些突发的社会复杂现象的抽象概括。这些概念和问题凝聚着人们的感性认知、知性分析和理性反思。针对这些重大复杂的社会现象，如果只是进行理性的归纳和概括，这些现象的丰富性、具体性和生动性就很容易被掩盖和遮蔽。那么，如何既能对这些现象保持直观生动的观察，又能理性地切入这些事物的要点，把握事物的本质，让事物的本义呈现在我们面前呢？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学者善于运用隐喻来避免事物的狭隘性，使现象本身的意义和他者的意义有机地粘合起来，通过生动的形象将两者的意义进行粘贴和拼接，使事物更丰富的意义通过拼接在当下得以实现，使现象不断地被意义填充，现象的意义不断地递进和叠加。通过组合事物不同维度的意义，可以直接呈现复杂事物的知识境界和生活世界，达到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倡导的“本质直觉”的效果。

(1)全球化的隐喻:桥梁和水晶宫

自从“全球化”这个概念问世以来，关于如何定义，一直众说纷纭。大前研一、福山等全球化激进派推崇全球化，认为全球化重塑了历史。还有以赫斯特为代表的全球化反对者质疑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存在的事实，全球化是一个“神话”；吉登斯、贝克等温和的全球化理论改革者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结果，现代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世界。

关于这个概念，贝克指出:“全球化是沟通不同起源的语言桥梁。它的全部意义不在于它的非线性过程，而在于它可能预示着某种已经形成的、经历过的、历史的、多样的过程。”这一观点代表了温和全球化理论的理性判断。桥是一种积极的、分离的联系。齐默尔说:“桥梁连接着有限与被有限...为克服这些障碍而建造的桥梁，表明我们的意志力已经超越空。”桥梁作为一种超越空的中介，让不同地域的人能够沟通、理解、交流。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可见的“交往理性”。经过30多年的历史演进，全球化逐渐验证了上述对全球化的理性分析和判断。全球化使跨国供应链、生产链、价值链、消费链逐渐连接、衔接、融合，全球资本、商品、人员、符号开始快速流通。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化是“流动的现代性”。全球经济像一座飞桥，在空之前连接成一个紧密的、高度融合的整体，这也使得人类社会的经济克服分离和相互依赖达到了前[[/k0/]的水平，在许多重要指标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彼得·斯洛代克将全球化的形象简化为一座巨大的“水晶宫”。它幅员辽阔，容纳了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人口约1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全球化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独立空房间，有着坚硬的外壳和明显的边界。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被挡在门外，很难进入。

“水晶宫”包含了资本空的内心世界，是“消费社会”的天堂。在这个温室里，做人首先变成了购买力的问题。人们享受着金钱和财富，却不知道自己的金钱和财富从何而来，于是水晶宫的剥削性和寄生性就显露出来了。在斯洛代克的表述中，全球化被形象地展现为一座闪闪发光的水晶宫，一个消费主义的天堂，一个舒适温暖的天堂，一个阻止外人进入的围城，一个市场和资本聚焦的绿洲。

作者认为斯洛代克对“水晶宫”的隐喻和贝克对“桥”的隐喻形象地展示了全球化的空主体间性和空生产问题。我们也为此打个比方:万里跨海大桥向外延伸，闪闪发光的水晶宫是桥头堡，桥头堡是桥的中心，桥体不断向外组装延伸。桥头堡在枢纽，对外发号施令。《桥头》、《桥》、《水晶宫》都包含着一个强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那就是空之间的生产和空之间的霸权。

沃勒斯坦认为，20世纪的人类历史是真正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分为几个极不平等的层次，欧美等发达国家处于中心，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处于半边缘，一些东欧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

“中心”有很多优势，剥削“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剥削“边缘”地区，只能被动接受剥削。斯洛代克声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生活在水晶宫里，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活在水晶宫之外。水晶宫是全球资本的内空房间，对外发号施令，生产“半边缘”和“边缘”空房间，创造“抽象空房间，抹去/。

斯洛代克和沃勒斯坦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暴露了世界资本的内在力量，但他们都不情愿地承认历史上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进步。不同的是，斯洛代克把全球化的世界分为水晶宫内外两部分；沃勒斯坦将世界经济分为三部分，真实地展现了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依赖程度。

他们的知识主张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精心设计和构建，即位于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大力维护“中心”的领土和边界，筑起篱笆和高墙，阻止他人涌入中心，从而更容易剥削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水晶宫”的形象揭示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推动布局全球化的真实意图，揭示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构建全球化中的自私性，也反映了西方式全球化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这种模式下，全球化的“善意”和“美德”并没有真正呈现出来，于是有识之士，如美国的小约翰·科布，呼吁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作者认为斯洛代克对“水晶宫”的隐喻和贝克对“桥”的隐喻，展现了全球化中心与边缘的强烈矛盾，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世界统一与世界分裂。这是全球化百年运动和发展的结果，是现代性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

“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揭示了全球化空之间意义的注解与认同不再以地理意义的位置空为中心，而是以剥削与反剥削、控制与反控制、团结与分裂为其运行世界的逻辑机制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建构。中心国家和地区强大的政治经济辐射力与外围国家和地区的无奈接受力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些张力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强权与反强权、霸权与反霸权的主旋律。

作者认为“中心与外围”在极端情况下也会演化为“文明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全球化的韧性会在这些冲突和激烈对抗中获得新的力量和进步的源泉。

(2)风险的比喻:回旋镖、烫手山芋、定时炸弹。

当前，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全球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极端气候的不断来袭，让人感觉全球风险社会正在逼近。为此，我们要问，什么是风险？贝克认为，风险是现代化的副产品，是不受欢迎的过剩。

在现代大生产过程中，人们只关注产品的过剩和生活的富足，而无意关注对自然的侵蚀和伤害。现代大规模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破坏是人们无法想象的。人对自然的破坏使得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重叠，使人处于难以逃脱的危险境地。为此，人们开始反思风险的来源以及它是如何构成的。

贝克认为:“现代化的风险迟早会冲击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现代化的风险具有回旋镖效应，打破了阶级模式。生态灾难或者核泄漏从来都是无视国界的。即使是大贾，富商或权贵，也难逃其影响。”“回旋镖效应”比喻一项政策、策略或事件，实施后其影响会回到发起者身上，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或自我攻击。

风险的制造者并没有料到自己会被风险吞噬，因为现代风险没有国界，没有种族，没有财富，风险面前人人平等。自然风险和气候变化会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风险制造者不能凭借社会地位和财富来规避风险。

风险社会:通往新现代性之路，乌尔里希·贝克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此外，风险制造者往往会把创造出来的风险变成不必要的风险，变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笔者认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还有另一层含义，是指作为“官僚体系”的现代管理体系在面对风险时的不作为。在问题面前，管理体制在地方层面负责，在整体风险面前却不负责任，推卸责任。局部和线性思维影响和限制了对风险的整体管理和控制。顶层设计要有一个稳定的组织，有社会伦理道德责任感的人来承担委员会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谁来为全球化的运行和发展承担伦理责任呢？贝克多次呼吁欧盟和联合国承担责任，提高全球治理水平和能力，识别重大环境事件的恶性影响，建立全球环境危害惩罚机制。

针对“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说:“人们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做某件事，但他们不对这件事负责...这就是我们面对极具威胁性的生态灾难仍在抢着传递‘烫手山芋’的原因。”人们往往选择逃避和规避风险，尤其是风险制造者会利用各种手段转移或转嫁风险。他们回避风险和责任，风险成为“烫手山芋”，这也是很多生态灾难找不到风险责任主体的原因。

贝克认为，风险作为文明的“定时炸弹”，已经开始滴答作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指向未来，我们必须阻止它。“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深入思考了风险与时间的关系。风险、危险和危机有着内在的联系:风险的焦点和位置是未来，它关注的是即将到来的危险和危机；危险的焦点和位置是现在，它关注的是目前遇到的事物和情境关系；危机的焦点和立场是过去，一直处于不能自拔的场景和场景中。

所以风险、危险、危机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生成。注意它们之间的生动转换和转化，把握好度。虽然我们已经处于全球生态“绝望”的时代，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现在处于地球崩溃的倒计时，但我们仍然需要用理性来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找到生存的机会。

我们认为风险的隐喻——回旋镖、烫手山芋、定时炸弹——与全球化的时效性密切相关。在全球化时代，风险、危险和危机是不可预测的。全球化已经进入加速时代，全球化和加速的结合使得风险、危险和危机更加难以预测和防范。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迅速崛起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全球风险的世界。进入21世纪后，随着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高速列车和飞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出行的必需品。正如德国社会学家罗莎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加速”时代。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风险、危险和危机传播得更快、范围更广，更难把握和解决。回旋镖、烫手山芋、定时炸弹的比喻或许能警醒我们，促使我们学会用非凡的责任感和应变智慧有效化解风险。

(3)韧性的隐喻:橡树和芦苇

当前，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有识之士主张充分发挥和延伸人的韧性。韧性是指人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自我健康的能力。所以，我们要问什么是韧性？

布伦纳·迈耶用拉封丹的著名寓言《橡树与芦苇》形象地概括了韧性的内外张力。他说:“橡树极其稳定，挺拔，在平凡的风中坚不可摧。相比之下，芦苇是有弹性的，微风会使它们弯曲。然而，当一场强烈的风暴袭来时，芦苇大声宣布:“我会弯曲但不会弯曲。”这句话包含了坚韧的精髓:大风过后，橡树倒在了地上，芦苇却挺立着。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韧性的表层含义，即具有抗压、柔韧、韧性，而其深层内涵则具有柔韧性、康复性、学习性。

复原力可分为自然复原力和社会复原力、物质复原力和人类复原力。人们从自然适应力中看到社会适应力，并从物质适应力延伸到人类适应力。人类的坚韧包括知识、勇气、胆量和智慧。激发人们看到金属和植物在重压下的柔韧性、延展性和抗压能力，创造性地发挥人们同情和移情的心理功能。通过对事物和自然的韧性的认知、模仿和提炼，升华为人类的勇气和智慧。

人们用所学的智慧增加抵御风险的知识，培养诊断、治疗和康复的能力。因此，我们主张在韧性社会中，不仅要学习芦苇的弹性，更要看到风险和危机下的社会韧性和全球韧性建设中人的智慧。我们提倡韧性智慧和韧性管理，即走出阴霾，提高弹性，增强恢复力，恢复繁荣。

布伦纳·迈尔(brenner Mayer)认为，风险和韧性辩证地紧密相关。韧性贯穿于人类风险之中，人类韧性的培养和提升关系到识别风险和化解风险。所以，在处理具体事情时，我们有必要区分事前弹性、过程中弹性和事后弹性。

前复原力要求对风险的多维度认知，过程中复原力要求对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判断，后复原力要求增强对风险的理性管理和反思能力，增强对风险的记忆和智能应对。那么，如何提高韧性呢？布伦纳·迈耶提出了几条建设性的路径:提高适应性、灵活性和变革能力；风险暴露和避免不平衡积累；韧性缓冲更加灵活，可以应对各种“已知的未知”或“未知的未知”风险；通过替代提高应变能力，比如跨行业学习。

在我看来，从自然恢复力到社会恢复力，从恢复力管理到全球恢复力，关键是要关注全球化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需要注意事物的外在弹性和内在张力。在“弹性时代”和“弹性社会”中，有识之士强烈渴望用弹性智慧和思维拯救“雾霾”和“阴影”下的全球化，增强识别和化解全球风险、克服困难的能力，提高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灵活性和韧性，提高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维护多边国际秩序。

提高全球治理的韧性，要密切关注全球治理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关注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脆弱性，关注国家与世界之间的敏感事物和敏感事件，提高全球治理水平，把握全球性、脆弱性和敏感事物的内在联系。

目前，全球治理在全球复原力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治理赤字。许多国际组织出于各种原因无所作为或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行动。例如，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因人事安排而长期停摆，给经济全球化的延伸和扩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巴以冲突和俄乌冲突长期以来难以在联合国层面达成和谐一致的意见和行动。和平赤字在国际组织面前就像一堵大墙。如何运用韧性治理和韧性智慧化解危机，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

全球化的新阶段:困境与曙光

当前，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都遇到了部分链条断裂、运作无效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看到本国产业日益空集中化，外来人口涌入，蓝领工人失业增加，全球化释放的红利变薄，开始围堵和打压全球化，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斯洛代克作品中的水晶宫之墙已经建得更加坚固，更加坚不可摧，有形之墙和无形之墙都高高竖起。面对各种风险，西方主要国家将风险和灾难视为烫手山芋，不愿承担全球治理责任。日本的核污水排海给生态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全球气候和生态共识出现了巨大的裂缝，使得本已面临困境的全球化更加艰难。全球化确实处在风险和危险的十字路口，危机迫在眉睫。然而，正如诗人荷尔德林所说，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拯救。全球化也在阴霾中显露出迷人的新曙光。

新曙光之一: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发挥全球化的美德。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最大限度地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充分发挥其美德。所谓全球化的善意释放，就是发挥全球化本身的互联互通、互惠互动作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全球治理一体化进程。所谓全球化的好处，就是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市场经济的自由流动，增进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交流。

第二个新曙光:增加价值链的弹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20年9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的风险、韧性和再平衡》报告指出:“我们广义地将韧性定义为抵御、忍受冲击并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最新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可以运行场景，监控多层供应商网络，加快响应时间，甚至改变生产的经济原则。”全球化风险对价值链的影响越来越严重。鉴于价值链的互联性、互操作性和互利性，应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和灵活性。包括增强渠道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加强市场风险管理能力，提高市场透明度。

第三个新曙光:构建风险与安全共同体。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创造了新的利益和新的危险社区...风险社会催生了客观存在的‘危险共同体’，只有在世界社会的框架下才能理解。”危险和安全是孪生兄弟。“危险共同体”让人们认为风险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风险。面对极端天气和生态灾难，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置身事外。全球安全倡议为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呼吁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成为全球化新阶段人们的普遍愿望。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有多种表现形式，展现了全球化复杂多变的维度。全球化的桥梁和水晶宫的隐喻，展示了全球化的空之间的转换和空之间的霸权，进而说明全球化不仅是同质化和异质性之间的博弈斗争过程，而且是全球性的。

全球风险的隐喻——回旋镖、烫手山芋、定时炸弹——展现了全球化时间的即时性、同步性和共振性，并时刻标记着全球化的时间性:是一个突然加速的社会。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险、危险和危机，我们必须有强烈的时间意识和控制时机的能力，我们需要强硬的治理和强硬的智慧。

韧性的隐喻是橡树和芦苇，它们显示了全球化的延伸，要求全球治理具有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智慧和能力。本文通过展示全球化的各种隐喻，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全球化的跨时性、时效性和复杂性，从而化解各种治理赤字，积极构建包容性全球化和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