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991年，麦当劳的金拱门在中国首次亮相，中国商业的新时代开启了。在改革开放和外资企业共舞的背后，一个叫陶景洲的年轻人用法律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

【/h/]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公派研究生。陶景洲身上有许多时代符号:他将家乐福、欧莱雅、麦当劳等一大批国际一流企业引入中国市场，在许多大中小型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中担任代理人和仲裁员；曾担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特别仲裁庭仲裁员，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最佳仲裁律师”等称号。

【/h/]“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种战略。它帮助企业跨越国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h/]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法律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编织着国际交往的秩序，也是国家间合作与竞争的基石。本期凤凰网财经封面特别邀请国际知名律师陶景洲从法律角度分析时代热点。

【/h/]（以下为采访节选）

【/h/]第一，与外资企业共舞改革开放

【/h/]凤凰网财经封面:我看到您的征文里其实提到了一个词，这既是时代的缩影，也是改革开放本身。

【/h/]陶景洲: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书时说过这句话，说我们不是在见证改革开放，但我们就是改革开放本身。事实上，我们可以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如何开始的。

【/h/]改革开放有几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恢复高考，另一个是制定了1979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合资企业法》。我们建立新中国是为了把外国资本赶出中国，但此时我们说欢迎你们来，我们给了你们更多在中国经营的优惠条件，因此吸引了很多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和外国经理逐渐来到中国。

【/h/]凤凰的封面。com财经:这些法案制定时，在法律领域有很大争议吗？

【/h/]陶景洲:应该可以。解放前有许多法学家和企业家，如荣毅仁先生、经叔平先生、王光英先生等。许多老一辈企业家都希望中国尽快与世界接轨，然后让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建立工业基础并跟上世界技术发展的步伐。

【/h/]凤凰的封面。com财经:律师这个职业对外界来说也很神秘。

【/h/]陶景洲:中国于1992年正式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但在此之前，事实上许多外国事务所已经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举个例子，我1991年回来的时候，其实是在这家律所工作，但当时法律不承认外国律所的存在，所以我回来名义上是一家外国保险公司的首席代表，但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时的态度是，我们应该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如果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我们就会去做。如果当时没有法律也没关系，你应该先在这里创业。唯一承认我们的政府部门是税务局，它根据规定收取我们的税款，而不干涉我们。

【/h/]1992年在邓小平南部视察之前，司法部起草了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开业的规定。因此，在10月份，第一批外国律师事务所正式获得批准，我们在中国正式拥有了合法的存在。

【/h/]凤凰网财经封面:从法律角度来看，麦当劳聘请你为其提供建议，还是你参与了整个过程？

【/h/]陶景洲:当时可能是中国企业第一次与外国公司合作，但第一次总是很难。当时，这些项目必须是合资企业。我记得那是与北京一家商业公司的合资企业，涉及合资合同的谈判、起草、修改和其他附属协议。因为麦当劳什么都要生产，比如它的薯条需要从供应商那里拿，供应协议也要安排好，甚至食用油的供应协议，还有和政府的土地使用问题，都需要中外双方达成协议才能批准。

【/h/]凤凰网财经封面:家乐福也是您当年引进的，在中国的经营一度很成功，但后来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亏损。

【/h/]陶景洲:我认为这可能是互联网经济冲击实体经济的一种表现。家乐福的传统大卖场需要大量的房地产投资，或者租赁一个大型商业地产，而这些初始投资非常大。过去，人们开车去购买他们使用一周的东西，但现在，由于不再需要互联网，家乐福没有及时调整其经营策略，也没有在互联网销售方面做出任何努力。再加上巴黎总部的战略调整，他们最终出售了在中国的权益，留下了商标的使用权。

【/h/]凤凰网财经封面:现在很多中国企业也会走出国门，这和当年外企进入中国时有些相似。

【/h/]陶景洲:在国外经营有很多风险，所以我们必须多考虑困难，彻底分析当地的法律环境，然后有足够的专业团队，包括法律、税务、会计、财务和技术团队，以免犯这样的错误。

【/h/]第二，全球化即将结束？

【/h/]凤凰网财经封面:很多中国企业特别看好印度市场，觉得这个市场潜力很大，所以很多中国企业都过去了，比如小米、比亚迪、OPPO、vivo等。但他们在印度市场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h/]陶景洲:是的，印度确实存在许多行政和法律问题。他们有很大的行政权力，如果你想上法庭，法庭程序特别长，所以有人说，你在印度打官司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结果，因为每个法官手里的案件太多了，而且印度在法治方面与英美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

【/h/]凤凰网财经封面:所以其实对于很多企业出海来说，有时候可能并不是主动的市场选择，而是对市场变化的被动反应。

【h/]陶景洲:是的，现在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想在墨西哥投资。这完全是为了应对美国可能挑起的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因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安排使墨西哥产品很容易进入美国。

凤凰网财经封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抖音事件实际上标志着我们过去全球化的终结。这是一个相对明显的信号吗？

【/h/]陶景洲: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主要是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冲突。未来的全球化是否会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分裂成不同的阵营，使双方的距离不断拉大，双方的交流不断减少，这种风险是否存在，这一事件可能是标志性事件之一。

【/h/]凤凰网财经《封面》:你认为抖音目前的情况还没有耗尽吗？

【/h/]陶景洲:还早。

【/h/]凤凰网财经《封面》:这个周期实际上需要更长的时间吗？

【/h/]陶景洲:对，因为法律程序还是可以拖延的，可能还要一两年。同时，这并不影响抖音的继续经营，因为没有行政禁令。

【/h/]凤凰网财经《封面》:如果美国真的最终让抖音倒闭或强制收购，其他国家会反过来对美国企业做同样的事情吗？

【/h/]陶景洲:是的，尤其是在那些法制不健全的国家，一个命令就会让你关门大吉。

【/h/]凤凰网财经封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的争端会更多，全球化真的会走到尽头吗？

【/h/]陶景洲:我称之为全球化的重塑。可能有些国家比较近，有些国家比较松。这是一个进化过程。

【/h/]凤凰网财经封面:您觉得对开放信仰的冲击可能不仅仅来自传统的不发达国家，而是来自超级发达国家？

【/h/]陶景洲:现在我觉得美国有权任性，因为它的权力太大了，美国在政治上的摇摆幅度很大。一分钟前它希望全球化，另一分钟可能优先考虑其美国利益。

【/h/]例如，由于美国的不合作，我们过去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几乎变成了半死不活的状态。美国是这一体系的最早创造者。自从特朗普开始在世贸组织中设置这样或那样的障碍以来，世贸组织不能说是名存实亡，至少其职能已经大大削弱，区域发展成为一种更时髦的安排。

三。中国法律环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h/]凤凰网财经封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你是否担心律师和法律界也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

【/h/]陶景洲:是的，我也担心这个。在处理一些案件搜索时，人工智能可能比年轻律师更快、更高效。这项技术对法律职业的影响确实有消灭一代法律人的风险。

【/h/]凤凰网财经封面:那么，您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在短期内取代庭审辩护和国际仲裁吗？

【/h/]陶景洲:这些环节短期内很难被人工智能取代。例如，在法庭辩论中，立即反驳对方的观点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需要人类的智慧和经验。

【/h/]凤凰网财经《封面》:您对想进入律师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h/]陶景洲:我还是鼓励他们继续报考法学专业。法学专业不仅应用广泛，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不能给太多建议。每个年轻人的选择都应该基于自己的兴趣和时代机遇。

【/h/]凤凰网财经封面:随着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你认为如何提前制定相关法律？

【/h/]陶景洲:事前设置很难，但我们需要对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做出快速的法律反应。例如，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界定、保险分配等问题都是现行法律尚未明确规定的领域。

【/h/]凤凰的封面。com财经:有人认为证券法应该与刑法相结合，以便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

【/h/]陶景洲:我同意这个观点。证券市场涉及大量的不特定投资者，因此信息披露必须充分、及时、真实。对于证券市场的欺诈行为，经济和刑事处罚应特别严厉。中国在这方面的惩罚还是太软了，确实需要加强。

【/h/]Fenghuang.com财经封面:您认为中国股市应该引入集体诉讼制度吗？

【/h/]陶景洲:我支持引入集体诉讼制度。这是保护散户投资者，特别是因上市公司或实际控制人违法行为而受到损害的散户投资者的重要法律救济措施。同时，这也将促使上市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更加审慎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市场的公平和透明。

【/h/]凤凰网财经封面:从您的角度来看，中国整个法律环境和法律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h/]陶景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能否严格遵守程序正义。是否让律师真正按照诉讼法的规定介入每一个案件，而不是忽视律师这个可有可无的职业。

【/h/]所有的法律都应该严格执行，以确保法律的执行不仅具有实体正义，而且必须确保程序正义，因为事实上，没有程序正义就无法真正实现实体正义。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律师提高专业和道德水平，共同维护依法治国的原则。

【/h/]凤凰的封面。com财经:现在许多地方政府都在倡导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以提振民营经济。对此你怎么看？

【/h/]陶景洲:我认为未来应该逐步形成一个新的体系。无论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可以一视同仁。我们不再根据所有制来区分你是什么样的企业。每个人都是一个运营实体。这是第一个。

【/h/]第二，行政权不得高于法律。我们不能因为任何一位领导或市长说了一句话，就给予一家企业特殊待遇或取消其待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法律真正得到执行。

【/h/]第三，新的政策和安排需要真正制定成法律，以便将来实施。否则一旦新官上任，就会提出新政策，旧政策就不算数了。这行不通。

【/h/]凤凰的封面。com财经: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提振民营企业信心和投资者信心往往需要法治的保障？

【/h/]陶景洲:是的，信心的提高离不开法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追溯到当外国企业被允许在中国投资时，1979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合资企业法》等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和保护。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各种声明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持续的，法律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