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更加成熟，经济运行体系更加稳定，经济增长势头更加正常化。

【/h/]尽管中国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但我们不得不正视“中等收入陷阱”所指向的主要问题，即如何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与此前的乐观预期仍有一定差距，国内外市场需求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考验。我们必须应对并克服这些考验，以免推迟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步伐。

【/h/]最近，由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和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丁小芹合著的《发展与超越》出版了。该书提出了以下三个现实挑战，以推动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

【/h/]一是新旧动能转换和全面提速的挑战

【/h/]根据世界银行制定的2022年高收入国家标准，只要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超过13205美元，就已经跨过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2022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7万美元，人均GNI为1.26万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只有一步之遥。

【/h/]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团队预测，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44万美元，2027年将达到1.57万美元。据估计，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门槛每年将增加约200美元，到2025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门槛将仅为1.4万美元左右。

【/h/]因此，从2025年到2027年，我们基本上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尽管这一飞跃是大概率事件，但在过去三年中，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4.5%，与最初预测的5.5%相差甚远。同时，考虑到2022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贬值约8.8%，我们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根据CMF（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对未来几年两条路径的预测（见图4-2），如果出现低增长路径，中国经济将很难在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h/]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更加成熟，经济运行体系更加稳定，经济增长势头更加正常化，高水平经济体系的运行不会出现过度波动和大起大落。相反，如果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就不会形成良性互动，就会出现“拉美现象”，动能的波动就会有起伏。

【/h/]未来，中国的增长动力和增长速度能否在全球滞胀的新阶段走出光明的增长之路，将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考验。这要求我们不仅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同步进行调整，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全面延续和进一步发展创造坚实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h/]从国际历史经验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简单等同于跨越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门槛。从拉美国家的情况来看，一些国家跨过了这道坎，但由于经济危机爆发、叠加社会动荡，或与其他国家发生经贸冲突，从高收入国家滑落到中等收入国家。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

【/h/]从一些定性指标来看，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增长势头可持续；二是社会经济和谐程度需要达到新的水平；第三，系统的成熟度和轨迹需要相对稳定。从这三个重要指标来看，未来能否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面临诸多挑战。

二。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风险

【/h/]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部市场发生新变化，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依靠更高质量的开放实现经济“双循环”。但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开放，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考验不容忽视。

【/h/]从国际市场来看，全球新时代已经全面开启，经济总量和结构处于全面调整阶段，对我国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h/]首先，全球增长中心的下降将无一例外地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降。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全球需求的下降、供给能力的变化、技术创新水平和R&D能力的变化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走正常外需的道路，出口肯定会受到影响。

【/h/]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掀起“逆全球化”潮流，先后对华采取贸易争端、“技术脱钩”和“供应链柔性”等措施，企图将中国隔绝在全球价值链之外。

【/h/]最后，地缘政治问题给全球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导致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的巨大波动，对中国的进出口产生了重要影响。

【/h/]但从中国的出口数据来看，外贸的表现还算不错。事实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支撑中国宏观经济相对稳定的核心因素是外贸。

【/h/]2020-2022年中国贸易平均增速超过20%，而2009-2019年外贸平均增速仅为5%-6%，2015-2016年外贸甚至出现负增长。当然，这与国外受到疫情冲击影响较大有关，而中国采取了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迅速恢复了产能，并向国外出口了大量防疫物资。当全球逐渐摆脱疫情影响时，中国外贸将逐步恢复正常。从全球疫情后的情况来看，外部市场的冲击和中国的积极应对导致贸易结构和贸易对象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收缩，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贸易增长显著，一些南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增长也令人瞩目。

【/h/]在出口产品结构上，中国在高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在“新三类”方面。2023年上半年，中国“新三大”产品——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出口同比增长61.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8个百分点。中国在新技术和新产业建设方面全面崛起，形成了新的增长点和竞争力。

【/h/]因此，对中国影响更大的是国内市场。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在全球领先，这体现在疫情后中国供给侧的快速恢复。但与此同时，中国在需求端的表现弱于供给端，供需结构存在一定的失衡。对于中国国内市场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扩大内需，即如何提高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和投资。

【/h/]2021年底召开的* *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三大压力。此后，党和政府的经济工作会议和工作报告都将三重压力作为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需求不足已被放在首位，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低增长率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

【/h/]如果经济以低增长率运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周期内生动能失衡和潜在生产能力的持续损失，从而引起增长率“降压”的自我实现，进而永久性地失去潜在增长率。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新定律“萨伊否定命题”表明，有效需求的长期短缺将导致永久性的供给损失，即如果你在短期内不努力工作，你将在长期内实现自己。

【/h/]在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扩大内需被放在年度工作的首位，这意味着扩大内需被寄予了重振经济、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厚望。在世界经济疲软、外需下降的前提下，扩大内需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全球环境没有根本改善甚至恶化，就很难在外需上做文章，短期政策调整能影响的变量只能是内需。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着眼于扩大内需。

【/h/]疫情三年后，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不对称，不同部门间分化明显，供给快速改善凸显需求不足。部分经济主体的盈利修复有恶化趋势，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加大，导致市场悲观情绪上升。

【/h/]房地产市场需要政策支持才能恢复正常。2023年上半年，部分上市房企陆续退市，其中不乏市值曾达到千亿元的大中型房企。部分头部房企债务重组进程慢于预期，将在房企降杠杆过程中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与2009年和2015年的房地产市场调整不同，房地产市场仅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就回到了景气区间，而且这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大，期间可能会出现反复和波动。

【/h/]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供给恢复较快，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善于在供给侧发力。疫情过后，企业复工复产进度较快。叠加企业原有库存高企，多个行业存在过剩危险，导致供需失衡和价格水平整体下降，阻碍了复苏进程。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

【/h/]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四季度以来，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回落，2023年3月以来始终低于1%；PPI（生产价格指数）已连续8个月为负，2023年5月PPI增速为-4.6%，为201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见图4-3）。

【/h/]目前消费不足的原因是总量没有恢复正常，消费水平呈下降趋势。支持消费的收入尚未达到正常水平，一些群体的资产负债表不仅没有修复，反而恶化了。例如，2023年第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为5.1%，GDP名义增速为5.6%，居民收入中位数与平均收入之比不断下降，市场经济出现了降薪降价现象。如果居民收入和资产负债表短期内没有明显恢复，消费很难快速修复。

【/h/]2022年，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经历了一轮大幅调整。2021年中国房地产销售规模达到18万亿元，2022年房地产销售规模萎缩4万亿元。2022年理财产品破净，大量理财产品被赎回并转让给银行，一些居民选择提前还贷。叠加消费场景不足，2022年居民存款较2021年增加17万亿元。这些都是2022年居民资产负债表收缩的表现。尽管2023年家庭存款仍在增长，但增速低于之前。居民购房、配置大类金融资产、购买耐用消费品等行为没有明显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局部调整仍在进行，但居民资产负债表大幅收缩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

【/h/]第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考验

【/h/]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是指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近年来，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规划引领和政策支持下，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传统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解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呈现出持续趋同的趋势。

【/h/]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4980元、29650元、27798元和30518元，与2012年相比累计增长110.1%、116.2%、123.5%和89.5%。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分别快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0.7、0.4和1.9个百分点。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为1）将从2012年的1.72、1.10和1.30分别降至2021年的1.62、1.07和1.10。

【/h/]然而，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大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各地区经济分化出现了新情况、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三个问题是:南北经济差距持续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分化明显；五大区域增长极在自身增长和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效应上明显分化；部分地区财政收支及相关社会经济指标面临突出压力。

【/h/]首先，从过去10年的增长表现来看，南北经济差异已从普遍分化进入相对恶化阶段。2012年至2019年，南方16省（市、区）名义GDP总量增长92.4%，而北方15省（市、区）名义GDP总量仅增长63.0%。平均而言，南方的经济增长率是北方的1.5倍，南方的经济体量是北方的1.8倍。

【/h/]其次，从带动周边地区增长的五大增长极来看，长三角的辐射带动效应最为显著，京津冀的带动效应较差。从2012年到2019年，在京津冀辐射地区，北京的名义GDP增长了86.3%，在一众城市中脱颖而出。河北和天津仅分别增长了51.6%和55.4%，山西、山东和内蒙古仅分别增长了45.2%、64.2%和64.4%，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仅分别增长了39.3%、35.1%和23.0%。

【/h/]反观长三角辐射区域，上海名义GDP增长78.3%，浙江和江苏分别增长81.7%和83.7%，安徽、江西、福建和湖北分别增长100.9%、92.6%、109.6%和101.1%，从核心到外围形成三个层级。

【/h/]在上述两极分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部分地区财政收支平衡和相关社会经济指标压力突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成为影响经济平衡运行的重要因素。

【/h/]近20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5~0.5的高位，2019年达到0.465。积累的财富差距更加明显，这不仅使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越来越不足，甚至使年轻一代的奋斗意愿下降，各种形式的“躺平”成为网络热词。

【/h/]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前10%的城镇居民家庭占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和净资产的47.5%和49%，而后60%的城镇居民家庭仅占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和净资产的19.1%和17.7%。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很严重了。

【/h/]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其经济影响可能正在逐步显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比2020年平均增速低0.9个百分点后，2021年第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比平均增速低1.0个百分点，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继续恶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与平均数之比从2015年的87.8%持续下降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82.4%。

【/h/]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来看，疫情发生以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净收入的增速明显低于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增速。这些结构性变化表明，尽管财政转移支付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有效补充了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没有因资产价格上涨而受损，但工资性收入和个人经营性收入受到了严重损害。在培育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是未来支撑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核心力量。在政策层面，要密切关注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分化。

【/h/]发展不足问题主要是指我国供需结构不平衡，特别是人民生存发展对国货的改善性需求不足。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结构和质量要求也在不断变化，但在供给端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近年来，中国大量游客出国购买高档消费品甚至耐用消费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h/]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不仅要求人们手中有钱，还要求人们拥有适合美好生活的供给，从而使需求体系更加完善，而不会在某些环节和层次上出现过剩或不足等结构性扭曲，从而对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压力。如何使国内供给体系更有效地迎合消费需求升级，使消费结构升级更好地带动供给结构变化，应是新时期我国扩大内需的主要内容。通过一系列供给侧的制度改革和放松管制，以及加大供给侧的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供给侧结构可以更有效地迎合基于市场机制的消费需求升级，家庭消费可以得到释放。

【/h/]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根据消费群体的分类提供与需求相匹配的精准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以降低人民群众面临的高成本。例如，近年来农村消费增长迅速，主要是因为电子商务技术和在线销售渠道下沉到农村，广大农村居民可以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在城市购买时尚商品，从而释放了农村的消费潜力。

【/h/]城乡差距也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表现。202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政策的深入推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

【/h/]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比2012年增长9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与2012年相比增长125.7%。2013年至2021年，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7个百分点。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农村居民收入=1），比2012年下降0.38，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继续缩小。然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仍是一个现实问题（见图4-4）。

【/h/]此外，城乡之间的财富差距更加明显，农村居民拥有的土地和房产价值与城市相差甚远，这导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也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h/]除了收入差距，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也很明显。2022年，上海居民每月基础养老金标准为1300元，为全国最高，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每月养老金标准仅为100元。在医疗保障方面，医保福利政策对城乡居民的报销比例和报销上限也有明显差异。

【/h/]本文节选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系列丛书《发展与超越》，作者为刘元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