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新一轮的供给侧改革

ze2年前健康832

我希望用这篇文章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日本的案例,用一张萧条的资产负债表来解释。

1993年分税制改革后,各省市发现通过增加重工业投资继续做增值税套利不合逻辑,停止了产能扩张的步伐。此后,工业在中国GDP中的比重见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需求下降的冲击下,以棉纺行业为代表的过剩产能开始出清,导致失业率较高。部分棉纺企业倒闭后,剩下的企业开始逐步走出困境。

2015年前后,钢铁行业资产负债率极高,钢铁利润极低。中国钢企的标杆宝钢创纪录亏损,意味着整个行业进入了不赚钱的时期。供给侧改革淘汰了部分产能,导致失业率更高。但是,当时互联网的繁荣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2016年居民部门加杠杆后,钢厂从一年前的亏损变成一年后的盈利,陕西山西从穷钱省变成不穷钱省。以部分钢铁企业为代价,其余企业开始走出困境。

中国经济一直存在两个平行周期。一种是简单的3到3.5年的短周期,类似于建筑周期、库存周期和全球经济的大起大落。这个周期的起伏比较好研究,大家都总结了很多历史经验。一般来说,它有几个步骤:

2020年,2015-2016年,2008-2009年,1997-2001年,我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这个我们之前分享过很多图片,就不赘述了。

但是这个逆周期不是没有成本的,最大的成本就是会造成失衡。如果继续用投资来反周期,那么到最后,你会发现中国的经济顽疾是:储蓄过多(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投资过多(随着收益率的降低),消费不足(随着通货膨胀的降低),部分行业发展过快。

所以当频繁使用投资来逆周期时,我们会发现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的存在。1997年这种过剩更多发生在少数轻工业,2015年这种过剩发生在大量上游行业。2023年,更多行业将出现这种过剩,产生更大的通缩压力。

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只能在供给侧改革中寻找。简而言之,有几个步骤:

1993年,金融机构停止支持地方政府。中国与中部地区矛盾的一个关键点是,金融机构理论上是由* *管理的,但地方金融机构总是在能支持地方政府的时候支持地方政府。

1995-1997年,外需减弱,财政支持暂停,大量企业倒闭,下岗工人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从1998年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成为朱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随着外需的回暖,之前扶持的企业重获新生;

从2015年开始,金融机构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开始限制对重资产上游行业的投资。

地条钢直到2016年以后居民加杠杆带来的繁荣才得以持续,这是一次非常迅速高效的供给侧改革。但是2015~2016年的效率成本是两个:

可以说2016年是上游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却造就了2016-2020年房地产行业的畸形繁荣。它被迫在2020年进行房地产行业的供给侧改革,首先是金融限制,然后是利润限制。因为2015年房地产行业利润远高于螺纹钢,所以金融方面的限制也大多进行。

如果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起,我觉得有几点可以从蚕茧里看出来:

[/H/] 1。2021-2023年,中国不仅是小周期的低潮,也是长周期的低潮,不仅需要短期的财政货币刺激逆周期,更需要更长期的改革思路;

2。所谓更长周期的改革思路,是因为过去每个小周期的逆周期,加剧了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也加剧了贫富差距,以进一步抑制消费;

3。长期的改革思路是供给侧改革。需求不足的另一个含义是供给过剩。解决办法要么是刺激需求,要么是限制供给。

那么这里就会有一个核心的思考,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在大萧条的时候遇到需求不足就刺激需求,而我们遇到需求不足就减少供给?

我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还远远落后于美国是不争的事实,在高科技领域和高附加值领域我们也没有优势。我们在制造业收入水平的左边,而美国人在右边,所以美国人可以平躺在产业链上,如果我们平躺,未来什么都不会发展。

(美国人在右边,我们在左边,我们制造业的比重不能降低)

4。供给侧改革的前几步是毫无疑问的,限制供给,出清一部分产能。背后有两个最大的区别:

2015-2016年,随着供给侧改革和全球总需求的减弱,中国开始逆周期利用人民币资产扩表。小的代价是人民币汇率,更大的代价是过度投资,无非是上游原材料过剩,变成了房地产行业的过剩。

2015-2016年、1995-2001年和2021-2023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两次供给侧改革,主动关停产能,让制造业工人向服务业转移。1995年到2001年,是一次非常残酷的转移,但好在入世后,当时转移的人都是先苦后甜。2015-2016年互联网的繁荣带来了一些新的需求。还吸纳了就业。2021-2023年是供给侧改革+制造业升级+遏制服务业,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所以你会觉得2021年到2023年会更难,不仅仅是过剩行业增加,2021年疫情期间出口增加,导致部分制造业产能增加,没有像2015-2016年那样主动逆周期,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放开服务业。

好在最近的政策似乎又回到了1997年和2015年前两次供给侧改革的道路上。这里我再说一句。我理解为什么贝利说要抄底房地产,因为这是过去两次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就像如果你2000年干棉纺,2016年投资钢厂。

但是,我们必须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和前两者有相似之处,但也会有不同之处。

1。总需求的扩张更是步履蹒跚。如果说2001年中国入世给当时中国微小的经济带来了大市场,2016年居民部门的杠杆给中国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那么2023年以后,中国经济由于体量的扩张和高杠杆率,不太可能重复过去的大规模刺激,所以我们未来的经济更像是一次飞跃。

2。对安全的需求会降低效率。2001年加入WTO后,房地产也登上了中国经济的舞台。当它在2016年复苏时,住宅部门将利用房地产。要知道,房地产是经济中最有力、最高效的武器。

未来出于安全和转型升级的考虑,我们不太可能无休止地继续开发房地产和基建。

所以,指望像过去一样,供给侧改革后,你马上从ICU进入KTV,享受未来2-3年甚至5-6年的繁荣,经济增速不太可能回到5.5%以上,是不现实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供给侧改革相比之前的优势:

3。更广泛的改革使得统一大市场成为可能。如果你去美国,你会发现城里的超市都有沃尔玛或者塔吉特,买工具的都去Homedepot,吃饭的都有outback。美国企业在美国各州的扩张没有障碍,其实是在中国。过去,企业跨省扩张障碍重重。在这一轮供给侧改革中,很多本土企业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你的定位。但很有可能在4-5年后,我们会看到大量的民族企业和央企。

4。贫富差距的缩小,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表明的,在中国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各行业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地域差距巨大,东部省份普遍比西部省份富裕。未来缩小这个差距也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今年中国内陆城市的发展确实好于沿海城市。这一方面是产业链向内移动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历史的规律,没有什么可以永远持续下去。

最后,我认为未来一些行业的集中度会明显提高,一些大企业或者央企会扩大行业的集中度。缩小贫富差距,注重安全,会提高社会的稳定和公平,但会牺牲一些效率。此外,如果没有大规模刺激,经济重回高增长率的可能性也会降低,未来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平衡和温和的发展模式。

随着近期新政策的出台,未来1-2年总需求将缓慢扩张,服务业也有可能松绑吸纳就业,降低就业率。中国经济的反弹和核心通胀的逆转可能出现。未来指望总量大幅扩张不太现实,但会有更多的结构性机会和周期性机会(让人想起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

经济故事往往没有大团圆结局,总有得有失。当你觉得日本化是不可避免的结局时,你就该好好想想了。可能只是你的行业面临日本化的终结。所谓病树在万木春前头,千船渡过难船边。

人很容易在得意的时候觉得自己都很牛逼,在失意的时候觉得全世界都会跟着受罪,但是这种想法有时候也是相当危险的。放松点,相信你会明白这次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一些结构性机会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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