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天第一次去贵屿。通往贵屿的路隐藏在零散的农田、厂房和传统潮汕风格的民居中。通过数字导航和当地人的帮助，我找到了目的地。与我们这些笨拙的游客不同，贵屿当地人不依赖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而是采用一种呼吸技术:嗅。

在酒店打扫卫生的胡阿姨，能闻出贵屿的方向。当我问她贵屿在哪里的时候，她带着我走出酒店，深深地嗅了嗅空。几秒钟后，她指着酒店旁边的一条乡间小路说:“就在那里，你能闻到。”于是我开始四处嗅，尽可能多地吸入空气体，仿佛通过这种模仿，我可以和她分享同样的嗅觉体验。刚刚下过雨，空空气中弥漫着蒸汽，我分辨不出那种混杂的味道。“那是什么味道？”我问胡阿姨。“是贵屿的味道，”她回答，用手在天空中空描了一个气流。“就是从那里一直漂过来的。”

贵屿风味这个名词我并不陌生，它是我实地调查的重点。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回收镇，贵屿曾因处理电子垃圾时挥发性化学物质和塑料燃烧的刺鼻气味而闻名，被当地人称为“贵屿味”。

电子垃圾可以被广泛理解为继电子媒介和设备(如手机、个人电脑、电视等)之后的一种“消亡”形式。)我们每天使用的东西都过时了，贬值了，损坏了。也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广泛、最基本的浪费形式。但是电子垃圾无法自然降解，简单的填埋也不是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法。电子垃圾需要人工拆解处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金属原料进行进一步的废物分类和再生产。但这种方法技术要求高，传统拆解方式带来不可控的环境副作用，如“桂鱼味”。

当地工人正在工业园区的一个车间拆解电子垃圾。作者摄于贵屿。

未知的毒素和化学物质制造出“桂鱼味”，呼吸似乎是一种危险的身体行为，人的生命和健康被置于不稳定的环境关系中。然而，对于生活在贵屿边缘和附近城镇的人们来说，嗅嗅是一种积极的呼吸和积极的生活方式——嗅嗅让他们有了方向感，在这个地方锚定了自己的存在。他们实践的是一种非电子、非科技的传统生活方式。通过嗅闻，人们似乎在当地社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使用这个系统，我们不仅可以向周围的人传达环境威胁和风险，还可以创建一个共享的共同情感。对风向的感知，对恶臭痕迹的识别，对方向的指明，这些都构成了贵屿当地人的生活世界。

本文聚焦绿色经济发展背景下贵屿当地居民的感官体验，尤其是嗅觉体验，试图进一步了解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的标准化、产业化和基础设施如何改变和重塑这种感官体验。最后，通过当地人嗅觉体验的变化，尝试思考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媒介是如何通过全球经济和物流参与到当地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叙事中的。

首先，闻走路

贵屿的日常生活中涉及到各种嗅觉行走。“嗅觉行走”是学者凯特·麦克林倡导的一种绘制嗅觉景观的动作和实践，用来反思和抵制嗅觉体验的不可传达性。[1]经典的嗅觉行走是利用空气体探测器和研究人员的身体作为测量异常气味的工具，从而捕捉那些“短暂的、可感知的、不可见的物质”。[2]但是，我认为嗅觉行走不仅是一种创造性的研究方法，也是政府环境监测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是贵屿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我试图将嗅觉行走置于全球传媒经济时代的背景下，来理解嗅觉体验与环境正义之间的关系。

用嗅觉设计

凯特·麦克林(编辑)等人Routledge 2017

在嗅觉行走中，人体成为了检验环境异常的主要场所——嗅觉在人体上刻下了呼吸环境的化学痕迹。气味意象是一种指示性符号，它建立了人与产生气味的物质之间的关系，同时提供了方向指引。谁能察觉到这种气味？谁能掌握嗅觉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嗅觉来感知环境？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嗅觉体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然”，嗅觉体验的差异往往描述了政治、权力和社会阶层的差异。

二。媒体基础设施和全球媒体经济

2014年，我国首次修订了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并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新《环保法》推动了广东省政府环保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和发展，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就是其中的产物。中小型家庭作坊散落在贵屿的各个角落，2015年后这种景观发生了变化:作坊空开始高度集中，电子垃圾回收工作明确规划空，连接各个环节和实体的交易体系开始建立。

如果像媒体理论家Lisa Parks所主张的那样，媒体基础设施是“参与本地、全国和/或全球音视频信号和数据分发的物理场所和物体”[3]，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媒体理论的角度看待贵屿处理电子垃圾的这些基础设施(如集中规划的车间、集中焚烧炉和大型酸性水处理设施)？

电子垃圾是一种已经无法传播音频和视频内容并停止使用的媒体设备，但处理电子垃圾的基础设施似乎参与了另一种内容、资源和经验的分配:循环经济的基础设施开始塑造和指导回收和再利用电子垃圾的实践，管理交易、生产和分配回收金属资源的规模和模式，并最终重塑了当地劳动力和社区的生活方式。

受计划报废的影响，我们使用的电子媒体设备的生命周期是一个可以产生利润但缺乏监管的旅程。在我看来，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及其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是对全球传媒经济主导模式的回应。正如帕克斯所定义的，全球媒体经济的主导模式产生了新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交换，并将许多电子垃圾回收企业发展成为大型跨国公司。[4]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司大多打着环保的旗号，操纵着围绕电子垃圾回收的公共话语:他们刻意掩盖“有毒电子垃圾在后工业化时期从西方发达国家流向亚非发展中国家”的事实。[5]

事实上，这些跨国公司一直在利用发展中国家环境法律制度的漏洞，将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逻辑伪装成全球化的理想。然而，关于电子垃圾贸易和回收的经典叙事通常以批评拥有强大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跨国公司以及西方对不发达地区那些人的忽视而告终。

欧洲电子垃圾全球流通。图片来自巴塞尔行动网的报道。

但媒体的其他生活实际上比上述描述所揭示的更加广泛和复杂。在我看来，媒体的物质生活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关于当个人数字和电子设备达到其设计寿命时会发生什么的故事，还应该关注构成数字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其余材料——当这些电子设备被拆卸、燃烧并降解为更简单的金属元素和化学物质时，它们的过度饱和如何破坏当地的生态，并成为在偏远的电子废物回收中心工作和生活的工人和居民身体代谢的关键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媒体经济是一种跨尺度的运作:发达世界产生的数字垃圾，可能成为不发达世界人们呼吸空气息和嗅觉体验的构成要素。

三。失去嗅觉的受试者

国际环保组织巴塞尔行动网曾在其环境报告[6]中描述，在新环保法颁布之前，贵屿的土地在过去的十年里被染成了煤一样的黑色，那里的空气体变成了深灰色。呼吸作为维持生命的基本方式，是矛盾的。它将人体内部暴露在外部环境中，人体变得更容易受到空气体中漂浮的元素的影响。但当时的贵屿，口罩、面罩、通风设施都很贵，很少见，所以随便呼吸就成了奢侈。虽然人们无法通过呼吸来区分维持生命所需的氧气和致命的化学物质，但他们仍然选择继续在电子垃圾回收行业谋生。正如每一个资本主义故事所展示的，谁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谁就能赚更多的钱来保命。

输出伤害

2022年巴塞尔行动网络

在贵屿生活需要一套生活技巧:除了呼吸，还必须主动闻气味。很多处理电子垃圾的工人都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逐渐学会了如何辨别气味，利用嗅觉感知环境中视觉或听觉无法感知的部分。人们期待自己的鼻子第一个告诉他们，隐藏的危险来了。历史学家乔伊·帕尔(Joy Parr)提醒我们，“气味实际上已经被用作一种自我保护的污染预警机制”。[7]由此可见,《生活在贵屿》中使用的嗅闻行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独特的事件，而是许多生活在相似环境条件下的社群所共有的文化和政治实践。

感知变化

乔伊·帕尔，UBC出版社2010年

同时，气味也是全球传媒经济剥削轨迹的一个指标性标志。更具体地说，它是电子废物处理过程中能量消耗、化学元素交换和有毒物质产生的指示性标志，是指与介质持续接触的物质的痕迹。它保留了产生它的物体的化学物质，就像射击子弹留下的弹孔或燃烧香烟产生的烟雾一样。这些气味证明了电子媒介的物质性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环境和我们身体的问题。

在贵屿，环境破坏的物证往往隐藏在人与环境的各种化学关系中。正如米歇尔·墨菲所说，这些化学关系可以“改变生活”，而不会立即显示出明显的痕迹。[8]

目前，循环经济产业园继承了早期电子废弃物回收的两种主要模式，即烧板和酸洗，实际上是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业的两种主要化学工艺:电路板烧板和化学酸洗。贵屿的烧板酸洗传统，指的是从电子垃圾和废料中提取有价值的金属物质的过程。此外，它还是一种对环境资源和劳动力的密集型剥削形式。早期电子垃圾的无组织无监督拆解让我们知道，有毒金属和化学物质不仅仅是电子元件的组成成分，它们的混合物正在不断地泄漏到生活环境中，有毒化学物质通过与周围环境的呼吸相互作用而广泛扩散，成为环境和人体的一部分。

然而，除了利用气味提供位置，当地居民还需要了解自己的位置、时间性甚至身份，以获得位置感。生活在贵屿的人们培养了自己的嗅觉，把嗅觉变成了一种环境探测的形式。开头胡阿姨的故事提供了一个例子。美国文艺理论家许渊冲(Hsuan L. Hsu)认为，嗅觉作为“公民科学的工具”，体现了生物体对环境条件差异和变化的察觉和感知能力。[9]

风险的味道

许渊冲著，出版社2020年

但是胡阿姨也告诉我，身体的嗅觉其实是一种脆弱的工具。她说:“不久前，人们整日整夜地焚烧电线和塑料，从这里很容易闻到气味。”她告诉我，在一个电子垃圾作坊工作一年后，她搬出了贵屿。“刚开始的几个星期，我对各种刺鼻的化学气味非常敏感，”她开始回忆自己在贵屿的日子。“但很快，我就习惯了我的工作环境，我不再能清楚地区分不同的化学味道。”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依赖身体作为环境危害探测器，并不是一种物理技术，而是一种社会特权。像胡大妈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人，目前没有替代的谋生手段。他们需要无感才能谋生。

作为指标，气味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主体的脱敏本质上是感官的去符号化。从对气味高度敏感到失去嗅觉的过程出奇的短，这告诉我们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不断创造脱敏的主体的。这不仅带走了人对化学信号的识别能力和对身体危害的来源和方向，更重要的是带走了人类感知和理解环境所依赖的前提参考——洁净的大气。

参考:

[1] MCLEAN K .沟通和调解嗅觉:嗅觉映射的设计和阐述[M]//HENSHAW V，MCLEAN K，MEDWAY D，PERKINS C，WAMABY G .用嗅觉设计:实践、技术和挑战。纽约:劳特利奇，2018: 67-78。

[2]同上，第67页。

[3]帕克斯l。你可以踢的东西& quot媒体基础设施的理论[M]//SVENSSON P，GOLDBERG T D .在人文和数字之间。麻省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355-373页。

[4]帕克斯l .分崩离析:电子抢救和全球媒体经济[M]//ACLAND C .残余媒体。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7: 32-47。

[5]同上，第38页。

[6]巴塞尔行动网络。出口伤害:亚洲的高科技垃圾。西雅图:巴塞尔行动网络，2002年。

[7]帕尔j .感知变化、技术、环境与日常生活，1953-2003[M].温哥华:UBC出版社，2010年。

[8]墨菲.生命与非殖民化的化学关系[J].文化人类学，2017，32(4): 494-503。

[9]HSU·L·h .风险的气味:环境差异与嗅觉美学[M].纽约:NYU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