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20年，作者断断续续介绍了卡罗尔·奎格利的文明史观(文明史系列)，尤其是文明的无序、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融合？和“容忍多样性和文明冲突”是最重要的文章。

在过去几年G2的大斗争下，全球资本流动和供应链重构加速，作者所谓的“再全球化”愈演愈烈。一年多来，投资出海逐渐成为热点，不出海就要出去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被很多企业接受。如何看待这一时期全球投资趋势的变化，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的视角:

【/h/]第一个层面是从G2竞争的角度，关注供应链安全和行业领先。这是一个微观的视角，其出发点是G2各自对产业安全和技术领先的诉求，导致一些前沿产业出现激烈的产业矛盾和冲突。

在本出版物“芯片系列”中已有详细描述。这种微观视角可以用来分析劳资冲突最尖锐领域中各方的考虑和可能的行动。半导体行业的冲突确实与地缘政治问题紧密相连，这使得一个行业微观问题变得宏观。

第二个层面是反思以往Dani Rodrik所谓的超级全球化阶段的视角，这是一个中间视角。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超级全球化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因为所谓的“两个不平等”(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和一国之内的不平等)日益突出，矛盾无法调和。

目前的再全球化，实际上将是全球资本在不同地区的重新分配，这将伴随着供应链的重建和全球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这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作者在“全球化系列”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阐述，并通过“老龄化系列”阐述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变化趋势与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的关系。这种中观视角可以用来帮助理解当前各种问题的历史渊源。

第三个层次是文明史的视角，这是一个更宏观的视角。目前G2对彼此的误解很多。当然，这些误解背后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刻意考量。而G2作为目前人类两大文明的代表国家，在各自的核心部分都有实质性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中观的上述历史问题造成的，表现为微观领域的上述冲突。这种冲突会长期存在。

毫无疑问，人类历史上领先的文明都会不断地展现自己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往往是跨国界的、区域性的。这个时候，对于跨境投资者来说，更需要关注的恐怕不是主导文明的主题和意志，而是受主导文明影响的次级文明的独立意识。

上述微观和中观的观点被广泛讨论。对于G2投资者来说，往往会不自觉地“排队”，然后形成“这个那个”的判断。在笔者看来，在G2长期冲突的可能性提前，需要一批眼光更长远、更广阔的投资者，从上述第三个层面，即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待未来。

对此，笔者再次提到了卡罗尔·奎格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观点。在《悲剧与希望》中，奎格利提出了文明进化的基本模式:

“当一个社会被另一个社会摧毁的时候，人就会在旧文化的碎片和入侵的文化元素中。这些要素只能为人们提供满足物质需求的工具，却因为思想和精神的不统一而无法组织起来运行社会。这些人要么麻木，要么选择为了自己，尤其是为了后代，以个人的身份，或者通过组织小团体的方式，融入其他文化。

但是，也有人们用旧的文化碎片重建新社会新文化的情况。这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新的无形文化，所以新的意识形态和士气会把旧文化的碎片联合起来。这些新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外来的，也可能是本地产生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它们都足以与物质文化的必要元素相结合，形成完整的社会功能，形成新的社会。通过这些过程，所有的社会甚至所有的新文明都诞生了。"

地缘政治理论更像是文明史概念的时间空缩小版，过于关注少数几个国家，无法反映人类文明的长期变迁。文明史观需要读者看单一文明之外的人类世界。显然，不同的人类文明在地球上存在已久，各自的历史、资源禀赋、演化路径并不一致。

全球主义者非常重视文明的包容性，而民族主义者非常重视文明的独特性。然而，从文明进化论者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文明一直在相互交流和碰撞，在不同的主导文明之间往往存在许多弱小的次级文明，这些地区的作者称之为“文明的边缘地带”。从强势文明的角度来看，这些边缘地区似乎是“蛮荒之地”，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强势文明的边缘地区往往成为不同文明交汇、碰撞、融合的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曾经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早在战国时期(16世纪)就开始接触欧洲文明(南满文化)。当时一些日本名将已经引进了天主教和欧洲技术，南满文化逐渐演变为“蓝雪”，开始与中华文明的影响并存。最后，1853年黑船事件后，日本彻底转向西化。

二战结束后，以战败为耻的昭和一代在情感上回归日本传统，重新挖掘日本战国历史，刺激经济斗争。再仔细看，日本战后的支配经济其实源于日本伪满洲国统治的经济实践，韩国财阀经济体制也源于朴正熙在伪满洲国担任武官时的亲身经历和与日本右翼(岸信介派)的长期秘密关系。

当时的伪满洲国其实是中日冲突下的一个较小的“文明边缘地带”。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不像英美的自由主义，更有一战和二战时期德国模式的明显痕迹，这也是日本离开亚洲进入欧洲时的主动选择。伪满时期结束后，再次回归的东北后来成为中国大陆重工业化的开端和中苏文明的交汇中心。

也就是说，以近代的日本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岛国，原本是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在全球化初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文明、天主教文明和新教文明的碰撞之地。正是因为日本在全球动荡时期有着强烈的变革欲望(次级文明的独立意识)，所以不同文明的碎片在日本得到了重组和重生。

如果我们能从另一个星球来看待这一段短暂的人类历史，就能发现一个原本处于“文明边缘”的岛国。因为它的自主变革意识，最终通过在国内重组整合不同文明的碎片，实现了强势转向。

类似的关于《文明的边缘》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省，以及韩国和新加坡。中国传统文明在清末的衰落，也是因为西方文明的技术、制度、意识形态不断传入其曾经的“边缘地区”，然后由这些边缘地区逐渐传播影响，导致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国大陆腹地)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事实上，对中国影响最直接的不是遥远的欧洲或北美，而是当时已经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周边“边缘地带”。

科学技术的传播就不用说了，连“阶级、主义、解放、思想、资本、文化、法律、民主、理想、伦理、自由、共和、组织、干部”这些词都来自日语；马克思主义直接来自俄国、日本而不是德国；改革开放后，土地转让制度来源于香港对英国租地制度的继承。工业园区制度是借鉴新加坡工业园区的经验引进的。整体上继承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放弃计划后的经济模式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的主导经济(东亚模式)，而不是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

这就是文明边缘地带对文明再生的历史影响。我们认为，我们“回归人类主导的文明”的立竿见影的果实，其实是在本土传统文明面临崩溃的时候，通过自主意识不断选择、吸收、融合而取得的。之所以选择就近，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曾经边缘地区的繁华，以及在交流(种族、语言)中可能获得的安全感。换句话说，文明的进化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场“非此即彼”的斗争。

作为“强势文明边缘的蛮荒之地”，这里恰恰是强势主导文明想要施加影响并争取的区域，也是不同强势文明交融的地方。从历史上看，全球化是一个不同人类文明不断碰撞的过程。当强势的主导文明进入次级文明，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次级文明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如果次级文明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自我意识，就有可能获得“边缘地带”的好处，即它可以不像对立的强势文明那样排斥彼此的技术、资本和贸易，而是兼容并蓄，兼收并蓄，进而努力成为多元繁荣之地。

【/h/]对立的主导文明重新审视各自文明的边缘区域，发挥各自的影响力，加大投入，将使这些边缘区域迅速形成文明的融合与进化，从技术到制度，从意识形态到士气，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寻找不同文明可以共同施加影响的区域，并确定这些区域的自主意识及其重组不同文明碎片(非物质文化)的能力，将是再全球化投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这种趋势是肯定的，可能会持续几十年，会伴随下一代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