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奥尔德里奇报告”的意义何在

1893年，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德岛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dge)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批发价格、工资和运输》的报告，该报告被称为“奥尔德里奇报告”。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描述19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变化方面，很少有文献能与之相比。

这份报告至少有四层含义:

首先是统计显著性。在这份长达658页的报告中，除了引言，还有各种表格，逐一记录了1840年至1891年美国社会各种主要商品(包括劳动力)的价格波动情况。价格波动隐含着剧烈的社会变化，我们可以通过细微的商品价格变化来窥视社会的巨变，也就是所谓的“一芽知春，颇为关键”。例如，该报告编制了一份50年的食品价格表，跟踪了53种食品的价格变化，从“波士顿饼干”到豆蔻。这份报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完成了一项非常技术性的工作——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定价。

这份报告也预示着现代国家公认的经济指标的诞生。货币的可比性使得报告中大量的物价数据可以汇总成几个基本的计量指标，产生了“生活成本”、“购买力”、“生活水平”、“物价水平”等新的统计指标，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政策意义。这份报告中的大宗商品价格时间序列数据，终于可以回答保护主义政策和高关税是否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问题了。此前，有人用“抗英”来为高关税辩护，声称支持自由贸易的人都被英国资本家收买了。到了19世纪90年代，政府放弃了这种民粹主义的说辞，因为货币制表可以准确衡量美国取得的进步，用价格来评价商品、判断经济繁荣、评价公共政策显然更有说服力。

再一次具有历史意义。这份报告揭示了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把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作为衡量社会整体进步的晴雨表，这是一场“统计战争”的产物。内战结束后，围绕如何衡量社会进步，持有早期私有化思想的人与支持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则的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前一派不愿意通过比较劳动力和消费品的价格来衡量进步，而是尽力去衡量不平等、剥削、债务等。后一派主张物价统计应该成为衡量美国进步的晴雨表。他们认为推广这些数据是为了控制劳动力成本，稳定社会，维持商业利润，而且这些数据也反映了劳动者的幸福感。

最后，概念上的意义。

第一个概念是把美国人当成市场消费者和雇佣劳动者。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人接受了雇佣关系，不再将其与从属、剥削、缺乏所有权自由甚至奴役联系在一起。19世纪90年代，劳资双方的契约工资关系成为工人自由的象征，工资统计成为鉴定人们“生活状况”的核心指标。

如果你想衡量人民的财富，你只需要拿工资和生活成本做比较。计算工资能买多少消费品，说明消费主义取代了自由劳动者的思潮，人们更看重报酬，是否能控制节奏和产量，是否地位不同。

第二个概念是把工人看作工业生产的要素。这份报告为商人提供了大量信息，他们可以用工人消耗的商品数量来计算维持工人生存和工作的总成本。正如成本核算技术可以通过密切监控机械化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价格来帮助制造商降低成本一样，生活成本数据可以通过密切监控人类生存过程中的投入品价格来帮助人们降低生活成本。这就把成本核算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表现了劳动者的商品属性。

这一时期，机械化蓬勃发展，然后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说，美国工人开始变得“像一台伟大机器上的一个配件”。美国统计协会长期主席爱德华·贾维斯(Edward Jarvis)在1870年的人口普查中要求提供可以计算一个人“人生价值”的数据，包括“培养一个人的成本，或者制造一台生产机器(人)的成本，以及他对国家的价值。”

二、为什么劳动统计报告成为焦点？

在雇佣劳动的概念被完全接受之前，劳动统计报告一度成为焦点。1869年6月23日，马萨诸塞州通过决议，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劳工统计局。原因是在60年代末的选举中，新成立的劳工改革党获得了惊人的10%的选票，州议会急于找到缓解工人阶级愤怒的方法，于是温德尔·菲利普斯提议成立州劳工统计局。

当该局成立时，菲利普斯被授权任命第一任局长和副局长。国家劳动统计局的管理人员不赞成用价格来衡量进步，认为工作时间是判断社会进步的主要指标之一，这暗示着他们认为市场产量少有时比产量多更好，因为产量多是以牺牲工人的幸福为代价的。这和马克思的观点类似。马克思亲自索要并阅读了该局的报告，认为“非常有价值”。

不仅如此，该局的报告还受到了作家、教授和商业图书馆协会成员的称赞。当然也有很多企业家强烈反对，甚至诋毁，有的呼吁取消劳动统计局。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人不接受美国应该成为以工薪阶层为主的工业国，因为他们认为工薪阶层意味着不自由。

马萨诸塞州劳工统计局有争议的报告给其领导层带来了政治灾难。一年后，州长任命卡罗尔·赖特为主任，赖特提出超越党派，保持客观，赢得了他的支持和信任。几年之内，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府统计学家，被誉为“美国劳工统计之父”。在担任主任的最初几年，赖特发表了许多关于道德统计的报告，但在19世纪80年代，这些报告几乎完全转向比较工资和生活成本的数据。1884年出版的468页报告中，工资和生活成本数据有334页，占总篇幅的71%。

这一时期，政治巨人、思想家爱德华·阿特金森(Edward Atkinson)对马萨诸塞州等州的劳工统计局影响很大。阿特金森擅长研究工人的生活成本。他在生活成本的计算中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全面分析劳动者消费的每一分钱食物中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含量。他还与化学教授阿特沃特合作，获取食物分配方面的专业建议。

没过多久，阿特金森的每日饮食表就在中产阶级改革组织中传开了，但工人们对此极为反感。在调查过程中，许多工人拒绝回答关于生活成本的问题，一些工人在调查当天故意用比平时多一倍的食物填饱肚子。

第三，为什么费希尔是定价运动的核心？

在定价运动中，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处于核心地位。他首先将数学模型引入美国经济学，并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战时禁酒令委员会主席费希尔计算过，禁欲每年可以为美国节省20亿美元。他也是美国优生学协会的第一任主席，用数据描述优生学的经济价值。费希尔的畅销书《如何生活》印刷了90次，售出近50万册。不幸的是，他被历史学家忽略了。费希尔不遗余力地推广价格统计的正式和合法应用。他教导当时的人们:“如果你想争论进步的本质或一项改革是否值得，他们必须首先为它定价。”

费雪的定价结论新颖。他那句“一个婴儿值90美元”的话，当时让“一些人感到困惑和震惊”，今天读来令人反感。他计算了贴现的未来收入减去贴现的未来护理成本的净值，认为一个美国婴儿价值90美元。以此类推，一个五岁孩子的价值是950美元。

费雪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当时，社会改革的命运掌握在预算意识强的立法者或管理精英手中，他们习惯于将世界视为“资产负债表”，将“人”视为生产要素。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金钱是最终的均质机和平准机。交换价值将生活中所有的山峰和山谷变平，并将其转化为可测量的计算单位。

只有把人当成赚钱机器，才能创造出经济统计数据，才能说服制定政策的美国精英支持联邦监管和社会改革。如果“人”没有定价，那么政府的统计数据可能会忽略那些人，可能会重蹈美国原住民因为没有定价而被边缘化的覆辙。

1890-1920年，是美国的进步时代，定价人和进步的量化做法在当时的大西洋国家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地盘。1911年，波士顿商业委员会对普通感冒造成的商业损失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普通感冒造成每月一天的缺勤(每人21美元)，10%的“能量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效率损失”(每人3美元)。

这种计算方法在当时蓬勃发展的人寿保险中非常流行。英国保诚保险公司的统计学家弗雷德里克·霍夫曼(Frederick Hoffman)计算了产业工人过早死亡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损失”:25岁时13695美元，35岁时10395美元，50岁时4405美元。华尔街日报对这些数据非常兴奋，并宣称:“没有什么比统计数据更能避免浪费和提高国家生产效率了。”

进步主义不仅关注人的创收能力，还关注动物和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例如，臭鼬每年为美国动物捕捉者带来300万美元的收入，尼亚加拉瀑布为美国带来1.225亿美元的价值，美国每年因昆虫损失7亿美元。金钱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价值和估价的基本形式。

对比各种统计结果，需要了解背后的经济组织、社会关系、文化背景，才能使我们深刻理解问题。从经济组织的角度看，主要是生产组织结构的升级。19世纪初，地方的、分散的、自有的生产主义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公司的官僚主义和管理等级制度，出现了两个孪生机制:用于行政管理的监管型政府和用于缓和阶级矛盾的私人慈善基金会。

从1894年到1902年，数以千计的小工厂主出售他们对自营企业的所有权，以换取巨额的公司股份。铁路等管理公司的“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小生产者的市场竞争。

从社会关系来看，随着多层次、多部门大公司的不断出现，异化的、等级化的社会关系取代了地方性的非正式关系。例如，铁路公司首先发展了等级制、职业经理人和现代会计制度。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原本由生产性财产所有者掌握的管理权转移到了新的职业专家阶层手中，他们希望将美国社会重塑为一个机械化的“系统”，通过持续的自上而下的维护、监督和社会规划来稳定社会系统。

费雪说:“世界由两种人组成，即受过教育的人和无知的人，应该让前者主宰后者，这对进步至关重要。”为了将混乱的世界转变为一个由高层治理的易于理解的社会系统，进步人士往往会求助于统计数据，而精心收集的生活数据将会支持私营公司、政府管理层或慈善基金会中的官僚机构。

从文化背景来看，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国家。公司的等级管理制度和对利润的追求等企业文化自然蔓延到整个社会。公司形式的会计和官僚机构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统计国家”。可以说是大公司发明了美国的官僚主义。

到1899年，三分之二的成品由公司制造，65%的员工为公司工作；到1919年，上述数字分别上升到87%和86%。公司已经成为“文明生活的主要机制”和统计数据的重要来源。当价格统计进入社会，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思想载体，“奥尔德里奇报告”中的生活成本数据往往成为联邦政府的判断工具，价格统计开始成为政策制定中的新法官。

第四，“注水股票”真的含水吗？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大型公司的逐渐崛起，这种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彻底改变了美国中上层阶级看待和量化世界的方式。19世纪早期，美国人认为只有有形的东西才有价值。他们从个体小生产者的角度考虑财产。他们把价值等同于劳动，把财产等同于提高或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有形事物。

虽然19世纪中期有所进步，但仍停留在实物有价值的层面，但在这一时期，实物扩大到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有形资本，如铁轨、高炉等。如果此时铁路公司发行的股票价格高于实体工厂和生产性财产的价值，那么美国人民就会大声疾呼反对腐败，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注水股票”并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资本额，是一种欺诈行为。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些现象与当时的经济理论密切相关，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否定了服务的价值。17世纪的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农产品才有价值。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服务属于后者，不产生价值。这一观念影响深远，马克思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也持这一观点。

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孟了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独立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并提出了不同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他们认为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有一个致命的误解，即商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量。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价值是主观的，人们根据自己能获得的边际效用来决定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被认为没有价值的服务也因为主观价值论的出现而产生了价值。

新古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认识到服务属于生产，服务创造价值。他指出:“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或无形财富。”这就完成了从限制性生产概念到综合生产概念的转变，为国民收入核算确定了生产范围。

与此同时，人们对市场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早期的市场主要是有形的商品交易市场，后来扩展到股票市场，金融人士所说的市场主要是指股票市场。反映市场表现的指标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1896年5月26日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由该报财经编辑查尔斯·道(charles dow)发明。

道家的继承者威廉·彼得·汉密尔顿认为，“市场”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也是企业资本主义的母巢。根据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观点，自由市场的奇妙之处在于将市场价格与事物固有的自然价值结合起来。然而，陶和汉密尔顿认为，没有内在的自然价值，只有市场价格，“注水股票”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随着企业的并购运动，生产车间、工厂公司化、金融化，公司的资产变成了债券、股票，如何对其估值的观念开始发生了变化，“真实”价值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三家雪茄公司合并为联合雪茄公司，发行债券遇到困难。与铁路和钢铁公司不同，这家公司没有很多实物资产作为抵押。此时，高盛成功地让投资者相信，联合雪茄公司令人自豪的收入流意味着，无论其账面资产如何，这都是一项安全且有利可图的投资。

这个案例让人相信，价值在物理世界中不再是有形的，而主观上的诸如预期未来收入、“声誉”等无形的东西也有价值。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放弃对生产性财产的直接控制，转而选择获得股票股息和债券收入。在这个过程中，财产被视为一种抽象的权利，其价值来源于未来的收入流，而不再是一种来源于生产劳动的有形之物。在19世纪90年代，这种新方法被美国法院制度化。在1890年的明尼苏达州利率案中，最高法院认为:“不仅有形的东西可以被视为财产，而且它们的预期盈利能力也是财产。”

历史上，国民收入、GNP和GDP不是按照市场商品或消费品来处理和量化的，而是按照生产要素或资本品来处理和量化的，所以国民收入只能通过计算它们每年产生的货币收入或现金流来衡量。据此，可以认为GDP是定价进步、资本化生活的最后一步。

塔克基于资本增殖的视角，提出了“国家企业论”的观点，将国家视为一个企业，认为国民收入(市场产出)超过支出(市场消费)的数额产生效益，可以增加“国民财富”。这种观念逐渐被美国人接受。今天，美国人似乎习惯于把国家当成一个大企业。2018年，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商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造成这种意外结果的重要原因是把国家当成公司的观念。他们希望拥有成功商业经验的特朗普能够掌舵美国经济航船。

(本文主要指《为进步定价:美国经济指标演变简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