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One |||好的年份，沈戈一年能签近亿的合同，去年减少到5000万，今年形势更严峻。与接受新订单相比，沈戈今年的首要任务是收钱。

Er |||帝江发现一个现象:在与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沟通时，地方政府的人会先“花”掉当地的财务总监，或者会后财务部门离开，再详细研究项目。

三||自2023年2月起，我国实施PPP模式已近十年，进入新时代。在新旧机制转换的过程中，留下了巨大的存量项目市场，其中如何妥善处理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项目，成为很多律师的新业务。

6月20日，正在出差的沈戈回顾自己上半年的工作:出差次数增加，但业务量下降25%，欠款也不会还了。

沈戈一直从事政府投融资咨询业务。这项工作的主要客户是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沈戈可以直接观察到地方政府在项目投资上的变化。今年上半年，沈戈发现客户对项目的要求越来越高。每一个项目都需要慎重的决策，认真的思考，一遍又一遍的开会。还在探索新的项目，如专项国债、长期国债的项目申报；新规则也需要熟悉，比如新颁布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新的情况也需要处理。比如各种对项目的审计，让地方政府选择“动不如静”。

在沈戈看来，很多地方的基建投资基本都是靠争取更高级别的资金，比如专项债券、预算内投资、长期国债等。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对资金的热情正在下降。

如何讨债

沈戈本周向三个不同省份的客户汇报了他的工作，并与他们就新项目进行了沟通。沈戈说:“我们需要跟踪客户的需求。现在客户需求不稳定，有些项目可能想做一段时间，久而久之就不想做了。"

好的年份，沈戈一年能签近亿的合同，去年降到了5000万，今年形势更严峻。除了业务的减少，沈戈的团队也在收缩。与2022年相比，其团队成员减少了五分之一。今天，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沈戈接手。

与接新订单相比，沈戈今年的首要任务是收钱。

他每周查看应收账款清单，督促业务人员催款，亲自带团队上门催款。有的地方政府直接对沈戈说:“没钱”；有些人会委婉的说“等等，等等”。

今年5月，沈戈去了西南某省的一个县。见了相关负责人后，沈戈先汇报了项目的执行情况，然后拿出合同提醒对方应该付款。结果对方“笑”了，说现在发不了绩效奖金，情况也向当地县长汇报了，还没批下来。沈戈说，有些地方拖欠太久了，对接人员也换了，基本上“够了”。

还有一次，沈戈去“堵客户的门”时，正好在办公室碰到另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沈戈直接进去，对对方说:“工程做完了，该交钱了。”

【/h/]负责人对沈戈态度不冷不热，对其项目也持批评态度，比如提到项目后续工作没有完成，项目的一些细节没有做好。

最终结算10万，项目总金额70万。

被带走的财务总监

帝江是沈戈的同事。

帝江发现一个现象:在与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沟通时，地方政府的人会先“花”掉当地的财务总监，或者会后财务部门离开，再详细研究项目。帝江说:“项目财务要付费，但现在财务必须合规，三包必须保证。如果财政不雄厚，三包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开会研究项目的时候，为了推动项目，会先给财务总监发工资。”

这一年，帝江每个月有15天在外，但他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因为他的努力而好转，业务量比去年下降了30%。帝江说:“前几年一直很忙，现在闲下来就有点心慌，尤其是这两年刚入职的年轻人。”

这几天，帝江发现他的客户都在忙着研究国务院刚刚颁布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并以此条例为依据，对比以往投标方案的合规性。帝江估计，这可能是当地将面临另一轮检查。

沈戈还注意到，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意愿正在下降。一个原因是对风险的担忧。审计检查种类太多，地方疲于应付。需要反复回答关于以往投资项目的各种问题，比如“当初是谁的决定实施项目的”“开了哪些会”。

出于安全考虑，很多行政官员不敢轻易做出投资决策。帝江说，某县招商部门负责人不是对所有审批事项都做决定，而是直接把所有审批材料都提交给市里，市里不做决定，导致市里和县里开会讨论，项目一拖再拖。

地方政府的另一个担忧是专项债务的延续。沈戈说，一些专项债务项目周期很长，但项目资金每年报告一次。有些项目可能去年通过了，今年被审批部门砍掉了，导致工程烂尾。他接触的一个案例是，某地有十几个专项债项目，去年通过审批，今年没有通过。然而，该项目已经开始建设。如果审批不通过，资金就拿不到，其他融资渠道也用不上，只能停项目。

沈戈说:“当地政府也处于恐慌之中。如果不能续签，那工程和签订的施工合同怎么办？”

清理“旧PPP”

虽然沈戈和帝江的基础设施咨询业务正在萎缩，但一位同样从事这一行业的律师今年上半年录得的钱比去年全年的总和还要多。

6月19日，这位律师告诉经济观察报，今年上半年他所在的律所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个人收入甚至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总和。这主要是由于上述项目的偿还以及基建纠纷的增加，如PPP存量项目的纠纷。这位律师表示:“然而，今年上半年，新项目的收入一般，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大幅压低了价格。”

从2023年2月开始，中国实施PPP模式已近十年，进入新时代。在新旧机制转换的过程中，留下了巨大的存量项目市场，其中如何妥善处理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项目，成为很多律师的新业务。

上述律师认为，现有PPP项目的争议解决市场非常大，其特点是金额大，争议大。这类纠纷是由于合同本身的不完备性造成的，比如合同中没有明确的提前终止条款，或者即使有，但项目履约管理不规范、合同条款僵化导致双方违约事件频发，很难单怪一方。政府接管时缺乏严格的程序要求，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判定上分歧较大，违约责任难以判定。同时，社会资本保存过程信息和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足，在纠纷发生后往往陷入被动地位。

上述律师还指出，财政资金支付不及时是此类纠纷的另一个集中问题，导致社会资本难以维持运营，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

帝江也做过一些调解PPP项目终止的项目。他发现，只要地方政府每年给社会资本一点钱，投资人就会很满意。他们不强迫地方政府严格按照合同条款进行支付，也不指望过多的利息收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筹集资金终止投资超过10亿元的项目确实非常困难。即使在一些大型项目中，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也存在很大差异，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持克制，不终止项目，而是每年向社会资本支付一定的费用。

上述律师表示，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使得客户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以前调解纠纷时，双方都会给对方留有余地。现在由于市场不景气，大家压力都很大，可能会发生更激烈的冲突和矛盾。

(应受访者要求，沈戈、帝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