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明显面临着各种发展问题。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以人工智能为主要驱动力、人口红利已经见顶、ESG成为互联网公司重要约束、互联网公司面临出海机遇的前提下，数字经济需要更好地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数字经济平台、员工、平台工作者、用户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在满足宏观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如何平衡、维护和保障包括平台方在内的各方利益和基本权益，成为重要要求。同时，需要鼓励投资者坚定投资信心，在增量方面优化投资环境。

一、如何打破数字经济的内卷化现象？

总的来说，要鼓励企业不断发展，扩大规模，增强竞争力。加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鼓励企业扩大增量，减少存量中的“内积”和“内耗”。

从产业发展来看，在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的“互联网+”政策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下，中国互联网产业和平台经济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但由于发展过快，部分产业资本过度扩张，影响劳动者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2021年将“加强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但总的来说，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高度重视发展过程中的利益格局调整。我们需要继续支持数字经济和新业态的发展，分析新业态的利益结构，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划收入分配，促进平台经济为经济发展赋能，改善社会福利。

数字经济的各个环节都有很多利益相关者，主要分为几个方面。一是相关从业人员，包括平台核心员工、外包员工、平台上的店主等。第二是政府监管部门，第三是消费者。

理想状态下，希望平台经济能够促进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由于各群体的利益需求、思维方式、发声渠道、文化教育基础等存在差异，一方面需要畅通各群体的沟通渠道，纳入多主体参与协商对话的沟通机制，不断优化利益分配机制。

第一，强化成长意识，解决成长中的内卷化问题。对利益相关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增长。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得益于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发展，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目前，互联网海外市场前景无限，数字贸易等模式积极发展，积极推动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大力鼓励中国平台经济出海，争取更多用户。

二是加强平台经济相关法律的研究。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因此，要加强对法律的前瞻性研究，加强对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法律条文的修订，形成能够紧密衔接的数字经济法律体系。目前，中国有一系列的“电子商务法、电子签名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

三是优化利益分配机制。相关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冲突，包括平台从业者与平台从业者之间的冲突，以及平台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一些结构复杂的平台，要从社会福利和帕累托改进的角度，充分分析平台的利益结构，促进社会福利的提升，督促平台加强科技伦理和人文关怀，避免因快速发展而影响公共利益的事件，明确平台的权责。

第二，优化数字经济的投资环境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投入减少。2024年3月，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NEI)录得29.8，即新经济投入占总经济投入的29.8%。按可比口径计算，本月NEI较上月下降1.5个百分点。

根据StartupBlink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测评的总体排名，2023年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最强的前十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以色列、加拿大、瑞典、新加坡、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和荷兰，中国从2021年的第7位和2022年的第10位下降到第12位。

可见中国的创业生态和投资生态已经衰落。由于大国博弈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美元投资资金数量减少，来自中东或其他地区的新投资资金并没有完全弥补美元资金来源减少的问题。同时，在国内大型企业投资的产业基金方面，企业投资趋于更加谨慎。这一方面既有国际形势和金融环境的影响，也有政策环境、创新创业生态和舆论环境的影响。

在政策环境方面，一方面，要增强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慎用紧缩性政策，强化文件发布的调研机制，优化相应产业政策文件的立项、专家讨论、调研、起草、审批等流程，发挥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委员会和协会平台的作用，纳入更多主体参与政策发布调研，发挥数字经济联席会议制度和部委工作会商制度的作用，加强政策回溯。

在营商环境方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倡导创业精神，开展互联网清障活动，优化创业者的娱乐环境，提出创新创业的氛围。另一方面，合理厘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加强政企“亲清”沟通模式的形成，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为企业发展和创新创造优良的环境，减少对企业的不当干预。

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优化信息、数据、信用等资源在各种所有制主体间的自由流动，真正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平等待遇，加强各类央企、国企、民企之间的合作，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智变由数转网”行动， 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大型设备更新等行动，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深化供应链和产业链建设。

同时，企业的创新投入也有赖于创新创业新势力的不断参与。要进一步强化产学研结构，鼓励科学家创业，鼓励知识、专利等无形资产入股企业，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业的后顾之忧，积极鼓励创新创业文化，加强大学教育中的创业知识传播。

在投资来源领域，一方面要拓宽创业投资基金来源，鼓励养老基金、理财基金、家族办公基金、保险资金进行投资；二是优化创业投资行业税负，优化创业投资抵扣政策适用条件，简化申请流程；第三，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国际合作引入更多的国际养老基金和国家主权基金投资中国的创业创新企业；第四，优化当前地方投资基金的投资流程和风格，尊重风险投资的风险特征。

第三，针对数字经济出台更加优化的产业政策

平台经济具有双边网络效应，容易形成相应的垄断。但是，平台经济也需要规模效应才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与此同时，在当前的国际比赛中，中国的穆特、抖音、申等。在海外市场拓展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阿里云和腾讯云在云基础设施上也取得了良好的影响力。

作者建议，在平台经济的产业政策中，产业政策应该奖励市场中的赢家，鼓励创新，而不是预设市场中的一个大方向。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发展和技术演进的路线是瞬息万变的，政府作为产业经济的实际参与者，在设计产业政策时不可能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判断哪条技术路线和方向可能成功。政府不是全知全能的，需要做的是创造更好的环境鼓励竞争和创新。

其次，过去的产业政策方向是比较明确的，但是随着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被数字元素重塑，产业链之间的价值互动纵横交错。因此，需要将过去的垂直型产业政策转变为纵横结合的网络型产业政策，这就需要加强对平台经济产业政策的研究。

以新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是客观存在的，政府需要在自身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功能性产业政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进行干预，在持续的良性循环中构建动态的比较优势，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演化经济学学派认为，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政策的核心已经转变为创新政策。相应地，为了发挥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创新的知识供给、技术升级和学习促进成为政策的主要内容，尤其是知识的创新和积累。因此，产业政策往往是整合了一系列政策以实现经济再平衡、激发创新活力等多重目标的产业政策体系，其功能定位不仅仅是弥补市场。

基于相应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客观看待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平台经济等领域的作用。腾讯、阿里等企业并不是在政府的规划和大力扶持下茁壮成长，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优良的创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政府的强力干预不仅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也未能解决市场创新问题。因此，产业政策应从行政化、货币化手段转向服务化、市场化、社会化手段。

再次，由于平台经济目前的技术和市场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重塑平台经济的发展。产业政策的资源配置应侧重于新技术而不是新产业，要加强对共性技术和共享技术创新扩散环节的支持和培育。以产业政策支持创新生态的培育，发挥产业政策作为创新资源的协调者和协同创新的推动者的作用。

四是优化平台经济中产业政策的整合与协调。欧盟委员会倡导“矩阵式”产业政策，即横向政策与部门(纵向)政策相结合。这里的横向政策，即功能性产业政策，旨在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鼓励企业竞争，完善市场体系，而部门(纵向)政策并不是指干预市场破坏竞争，而是指根据行业特点应用横向政策，政策工具仍然是市场工具。

第五，优化产业政策的出台流程。过去，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缺乏公众参与和第三方机构的有力监督，产业政策的行政干预色彩浓厚。要加强产业政策出台的科学研究，科学地让更多的协会、学者、消费者代表等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并成立相应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委员会参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