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天气频发,我们该如何守护自己的“饭碗”?
今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在迪拜拉开帷幕。当人类还在争论拯救地球的责任——谁该出多少钱,谁需要跳出舒适区,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时,气候灾难正以变脸的速度接踵而至,不断刷新着我们对气候风险的认识。
就在今年,中国一次又一次遭遇极端天气,尤其是农业和农村。5月,河南小麦遭遇烂雨,东北五常水稻遭遇“雨水洗花”...7月底,华北暴雨敲响警钟:62人遇难,34人失踪,8个蓄滞洪区开闸,百余万人受灾。气象专家解释说,未来这些极端降水事件将会增加,因为全球变暖使热带地区向两极扩展,北半球的热带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向北推进了约100公里,这意味着中国北方的温度更高,极端降水更多。
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更难把握农时。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农村空集权的背景下,农民在应对旱涝等气候灾害时,往往会因为劳动力不足而选择减少种植。此外,中国农村虽然建立了完备的救灾体系,但面对破纪录的极端天气,仍然捉襟见肘。气候变化使得留守村庄的老人、儿童、妇女、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更加脆弱。
这些将给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带来哪些挑战?在极端天气频发的未来,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工作和家园?
在国际气候谈判桌上,粮食和农业正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是因为粮食系统贡献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而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各地频发的极端天气等事件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这些信号促使我们反思:什么样的粮食和农业系统是安全和有弹性的?
今年9月,lasg气象学家魏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政治生态学家刘娟、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应邀参加,共同探讨农民应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农村需要什么样的气候适应策略和防灾救灾机制,才能避免气候灾害叠加带来的生存风险?
第一,热带向两极扩张。
孔:今年夏天从华北到东北的暴雨非常惊人。我想问一下魏老师,以后这种暴雨在北方会越来越常见吗?有人认为中国的降水带在北移,也有人认为北方越来越暖越来越湿。你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魏克:从降水量的变化来看,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左右,我国北方地区非常干旱,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大规模降低。进入2000年后,北方地区降水开始慢慢回归,雨水越来越多。今年,华北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暴雨。
乍一看,真的像是雨带在向北移动。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其实更复杂,包括几层变化。首先,北方暖湿是否存在干湿周期性变化?观察它,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它可能干了几十年,湿了几十年,然后几十年后可能又干了。
其次,北方暖湿会是长期趋势吗?这个观点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因为全球变暖带来了热带向两极的扩张。根据一些环流指标的观测数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北半球的热带区域向北推进了1°左右,相当于100公里左右。这个范围比较小,但确实是一个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北方原本干旱的地区可能会随着南方向北方的扩张而逐渐变得多雨。
因此,衡量我国北方干湿变化可能包括两个维度:一是长期变化趋势,二是年代际变化。在我看来,北方的气候变化是这两个维度叠加的结果。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北方的气温越来越高,天气上的反应就是“干到干,湿到湿”。因为气温升高后,大气中的水汽会更多,所以一旦下雨,就会因为水汽多而下得更大;同样的,因为空气体中水蒸气多了,旱季下雨就变得更难了。因此,北方干旱地区的降水可能会变得更加稀少,尤其是在旱季。
二是农时越来越难把握。
孔:魏老师刚才从气象学的角度阐述了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北方的一些气候变化趋势和影响。这些气候变化会给农业、农民和农村带来哪些具体影响?刘娟老师不仅参加了大量的农村调查,而且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你认为近年来气候变化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他们在调查中的反馈如何?
刘娟:无论从我个人的感受还是从我的研究经历来看,我有两个层面的观察。
【/h/】第一个层面是农民对极端气候的直接感知和反应,包括暴雨洪水、高温干旱,肯定对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有直接影响。当然,在农民的日常理解中,他们未必会把这些与专家学者口中的全球变暖、碳排放等知识分子话语联系起来,但他们会有一些直接的感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相关数据来证明。在“农民视角下的乡村振兴”调查中被问及“制约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时,我们发现自然灾害的影响次之,说明农民感知的影响更普遍,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劳动力短缺。
第二个层面,我们在各地调研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以前农民在农事中对节气规律有一定的把握,现在不确定因素多了,农事时间越来越难把握。当然,这种现象除了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外,还与劳动力迁移、农村土地流转、种植结构变化等有关。
比如在南方的一些地区,人们曾经熟悉农事的节奏安排,但是现在一方面难以把握气候本身的变化,一些留在村里的农民不得不错开农事时间以应对劳动力的短缺等。,而且耕作的节奏明显被打乱了。
以前农民在应对洪涝、干旱等气候灾害时,会通过排水、灌溉等方式采取一些积极的补救和改善措施,而现在很多集体行动都无法动员起来。很多小农户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倾向于采取一些规避策略,比如减少种植面积、减少种植种类、将双季稻改为一季稻等。这是现实中很多小农户的应对方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离开农业,走向农业的过程中,人们普遍对气候不敏感。对此我自己深有感触。去年直到年底才有机会去南方农村。我去的时候发现那里的池塘都已经开裂见底了,当地很多晚稻都没有收成。场面令人震惊。但是到了当地才知道,这个地方经历了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干旱。事实上,2022年整个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的干旱情况非常普遍。
生活在城市里的普通人对气候变化相对不敏感,尤其是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影响。当然,这是受媒体报道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人与土地、自然气候的关系没有生活在农村的人那么直接。
当然,农民的认知也有差异。无论是上学打工还是在城市生活,离开土地的农村人不再依赖农业生产维持生计,因此他们与气候的联系不如以前直接,或者说离开土地后,他们直接暴露于气候风险的机会更少。
一个小农场主辛辛苦苦种了几亩地,却白忙了一年。但是城市里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赚回这几千块钱,所以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心理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目前的生活环境和生计可替代性已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差异化的气候风险距离。
三、节水灌溉这么好,为什么农民不接受?
孔:我们说的暖湿,给人的感觉是暖湿均匀,但实际情况可能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在刘杰以往的调研经历中,当地的农民是如何适应的呢?或者在你看来,他们应该如何预防和减少这种气候灾害的影响?
刘杰:适应气候变化,我觉得有两层意思,一是趋利避害。目前强调的主要是避免伤害。在避免伤害方面,西北地区采取的措施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基于个人或家庭的自适应适应,比如在干旱时想办法抽水灌溉等。另一类是政府参与的适应性政策,主要包括农业保险、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
我们前年做了一个案例研究,就是为了看看应对干旱的灌溉措施的成本效益,包括传统的地面漫灌、渠道引水灌溉和现在提倡的节水灌溉措施。我们大概调查了几百个农户,发现虽然这三类措施都被农户采用了,但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现有条件下最有效的措施还是传统的渠道引水灌溉措施。
为什么现在提倡的比较先进的节水灌溉措施不如传统灌溉?事实上,这种更先进的灌溉措施的维护成本往往更高,因此其在当地的接受度不高,以至于无法发挥其真正的作用。这也可能给我们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更多潜在的适应措施更好,如何把成本控制在农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何真正让农民受益。
第四,气候适应的成本谁来承担?
孔:无论天气预报多么准确,无论暴雨来不来,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农村自身的灾害应对能力。灾害应对能力的提高往往意味着气候适应成本的增加。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还观察到小农户为适应气候变化而增加的生产费用。这些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应该如何分摊?
刘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完整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我觉得可能有三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农民采取一些适应性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比如面对高温干旱,他需要增加抽水设备,抽水设备可能会耗电等等。,这些都需要小农户增加成本投入。这种基于个人和家庭的自发适应措施的成本主要由个人和家庭承担。
第二种情况,可能是政府和个人共享的模式,比如政策性农业保险。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补贴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一种是地方政府补贴的农业政策性保险。* *补贴型农业政策性保险主要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主要由* *市、区政府承担,农户个人可能承担20%或30%左右。地方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补贴保险的补充,覆盖面相对更广,部分保费将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也是小农户遭受农业自然灾害时减少损失的一种方式。
第三种情况,包括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是高成本高投入的,一般规模会比较大。这种投资主要由政府承担。
河北滦县三合裕顺农场。农民需要自费挖更深的蓄水沟,以缓解近年来日益频繁和猛烈的暴雨带来的影响。来源:世通社
五、保险真的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吗?
孔:这两年粮食传播学会做了一个关于生态小农户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调查,发现很多好的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往往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像刚才说的保险,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时候,力度有大有小,有偏差。这可能也与地方政府的财力和治理能力高度相关。
在这里,我还想问一下刘娟先生,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作物歉收,应该如何补偿,由谁来补偿?
刘娟:刚才我提到了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和损失的补偿,以及之前的分担适应费用的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气候正义的问题。
就像刘杰老师刚才说的,目前没有一套特别完整的解决方案和体系,不仅是国内,国际上也是如此。比如2021年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OP26)的时候,很多代表,尤其是发达国家,其实都不愿意谈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问题。
直到2022年第27次缔约方大会,各国才就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达成一致,同意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遭受气候灾害的脆弱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是很多事情还没有讨论清楚,比如脆弱气候地区遭受的损失应该由谁来买单,如何补偿。有关各方的责任、利益、矛盾和政治意愿非常复杂。
此外,我们提到了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如农作物受灾、基础设施受损等直接损失相对容易评估,而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文化资产的损失等间接影响则不容易评估。这些都是问题,在全球层面没有明确的答案。
回到气候变化给小农户带来的损失谁来承担的问题,刚才刘杰老师也提到了保险的问题。据相关研究统计,目前可以获得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对象有200多种,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很多养殖户对此有疑惑,比如保费的缴纳,保险的范围,损失的认定,理赔的金额等等。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很多农民都交了保险,但是最后很难真正得到他期望的赔偿。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小农户的收入一直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保险本身的保费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的成本,所以人们投保的意愿不高。一旦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加重,小农户更有可能选择减少种植甚至弃荒地,而不是购买保险。小农逐渐退出农业生产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
因此,要真正处理好气候灾害与农业生产和补偿之间的问题,可能需要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和系统的政策规划,需要宏观政策层面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衔接。
今年河南的“腐雨”过后,小麦在地里发芽了。河南省部分地区虽然出台了这种小麦雨后收购政策,但不高于每斤1元。来源:世通社
六。常规准备不足以应对极端天气。
孔:7月底到8月初京津冀暴雨期间,可以观察到不同地区的组织动员能力差异较大。我想问一下刘娟先生,城市每年都有防洪演习,针对极端天气,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来建设海绵城市,弹性城市和适应气候的社区。农村应该如何应对极端天气的威胁?
刘娟:首先,农村并不是没有防灾机制。就在今年,有一批学生在河北某县呆了很久。他们很多人也经历了7月底的这一波华北暴雨,也经历了从预警、排险、转移、安置到灾后重建的全过程。应该说,农村从灾前、灾中、灾后有一整套的灾害应对体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全空白给的。据我所知,农村基层其实也在抓紧各种防灾减灾的日常宣传和检查,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从灾害预警、安置和保障的角度来看,农村基层组织尤其是村委会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现在很多农村都在实行网格化管理,包括所谓的一级网格员,二级网格员,甚至有些地方的三级网格员。以前村里分队,小队长负责,现在很多都成了网格员。发生灾害时,村干部和网格员主要负责动员、安置等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临时自发的救灾队伍,年轻人会返乡进行清理、救援和捐款。
总体来说,在气候变化相关的技术和政策上已经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在物理上和农村灾害应对的工具上还有一些基础的准备。但面对破纪录的极端天气,这种常规准备可能会不足,人员和组织会面临更多困难。这和目前农村的人口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农村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还有少部分留守妇女,她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整体更脆弱。
气候极端事件频繁发生,我们还没有建立完整的社会机制来应对,但我们开始接受它带来的各种影响,尤其是在那些气候脆弱的地区。我觉得整个社会对气候变化及其相应的影响还是不够重视,包括我们教育体系中的入门和科普。
七。气候灾害使弱势人群更加脆弱。
孔:关于气候变化,大家特别关注的一点是,它会让原本脆弱的地区和人民更加脆弱。比如农村、偏远地区、农民、老人、儿童、户外工作者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保护这些弱势群体免受气候风险的不利影响?
刘杰:2022年南方极端高温干旱影响面积大,影响多个经济部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在这次干旱的影响下,那些种植粮食和蔬菜的小农户,除了农业之外,没有任何兼职收入来源,他们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然而,遭受高温干旱后,他们的庄稼和蔬菜减少了,他们不得不去超市购买,而且由于超市的蔬菜价格开始上涨,他们不得不比平时花更多的钱。这个群体中的中老年人受到的影响更大,这次高温干旱确实让他们更加脆弱。
也有一些果农种果树。面对高温干旱,他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积极购买灌溉设备,从长江抽水灌溉。最终水果产量只下降了10%,但也付出了更多的额外成本,比如抽水设备费、人工运维费、每小时20元左右的电费;第二种情况,没有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承担这些适应成本的果农,由于高温干旱的影响,水果减产率可能达到50%~60%,忙了一整年也很难收回成本,未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保护他们免受这样的风险呢?一种是已经提到的预报预警,需要以社区或农村层面为基础的多部门联动减灾救灾;另外,除了减少农民损失,还可以“有利可图”。农村相对于城市的优势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优良的温度、降水等气候条件可以让农民充分发挥气候资源有利的一面,比如种植特色果蔬等。
气象部门正在做“气候质量认证”的工作,即如果某个地方的温度和降水特别适合种植时生产优质的果蔬,就会进行认证。通过认证,我们可以提高产出的附加值,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增加脆弱地区和脆弱人群的收入,而不是仅仅把气候变化当作一种风险和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