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多数年轻人还在涌向大城市的时候，李可离开了上海，回到了家乡临泉，却被困在了一辆三轮摩托车里。

12月份，寒潮到达临泉之前，白天气温20度，晚上降到5度左右。24岁的李可来不及换褪了色的红色棉袄，开着三轮来到废品回收站。

人看起来有点臃肿笨拙，三轮车也是。

“往右，快点，笨蛋。”

我妈声嘶力竭地喊，我爸却忙着整理废品，没注意到这对母女。

反向的李柯来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博

五分钟后，她把车倒进了几十米宽的装卸区。家长赶紧把纸板、泡沫、铁皮从车上卸下来称重。

收满一车废品大概要两三个小时，能给李克家带来100多块钱——在临泉，这可是个好买卖。

今年6月，李可离开上海，回到临泉。一开始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但是镇上不是上海，选择不多，最后只好跟着父母收废品。很快，她意识到废品站还不如她甩的上海客服公司。

在临泉，像李克这样的故事，开头的不计其数。

80年代以来，外出打工似乎成了临泉人生活的烙印。当时深圳一家合资企业电子流水线的流水线工人，因为工作多，收入是国企工人的3倍，这在当时的就业市场是最时髦的事情。

随着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在珠三角、长三角建设城市，他们自然成为了城市的主人，有房有车，过着体面的生活。但近年来，城市为农民工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

2021年以来，拥有230万户籍人口的全国第一大县临泉县出现了人口回流。有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有农民工，也有准备回乡养老的老人。

与人口回流相反，临泉今年因为出生人口下降，关闭了50所幼儿园；回到县城的人们失望地发现，他们的家乡并不是应许之地。

城和国各向临泉人心脏射了一箭然后开始拉。

首先，不可及的距离

出去，回来，再出去，再回来——很多临泉人用这些简单的词定义生活。

李可打算明年元宵节后再出发，可能回上海或者东莞。总之我想摆脱和她一起被骂的三轮车。

她住的镇叫官场镇，在临泉县南部220国道旁，以杂技闻名。因为发展还不错，与杨桥镇、姜寨镇、胡镇一起从临泉县23个镇中脱颖而出，被称为“临泉四小龙”。

【/h/】“某某四小龙”这个名字，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

不过“四小龙”还是支撑了临泉的发展，各有所长。长官搞杂技文化游，杨桥有工业园，姜寨搞养殖，虞城擅长制革养猪。

夜色中的官场镇牌楼来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博

为了名副其实，首席镇在几年前就改变了面貌。首先，在城镇的入口处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仿古拱门。拱门旁边有一个彩票站。门口的横幅上写着:本站享受1800万张彩票，25万张刮刮卡。这个数字不断挑逗着当地人的神经。

穿过牌楼，是一条长约1公里的仿古老街。李可说，忙起来就像上海城隍庙。

过了居民区，魁镇和临泉其他乡镇一样露出了真面目。

砖石路面消失了，它继续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前行，四周是田野、鱼塘和零星的农药化肥袋，甚至还有一座城里人很久没见过的油坊。废弃平房门口的老对联已经褪色:幸福生活，平安富贵。

长官镇的老房子来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博

工厂的招聘启事也贴在墙上。工资3500 ~ 4000元/月。现代工业可以准确捕捉到每一个农村的劳动力。

李可在这里生活了19年。她一成为合格的工人，就被最近的城镇吸引住了。

作为家里的老大，她呆在家里不容易。

她成绩一般，高考失利。在当地人看来，她的未来已经定了——给丈夫和孩子上课，给弟弟交学费。

于是她从家里来到镇上，在一家服装厂做计件工，工资不超过2000元；后来去了县城，但是和镇上一样，工资低，时间长。

在同龄人离镇上更远的时候，李可终于以每月还一半工资为代价，说服父母放她走。李可不在乎这个。她离开是为了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不是困在自己没有耕种的土地上。

这一代外出打工的人大多认为，迁徙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比上一代更年轻，受教育程度也更高。更重要的是，镇上的人认为出去的都是“精英”，比留下来的更有动力。

【/h/】2017年春，李可进入上海，她在临泉的长女身份消失了，在这里被称为“流动人口”。

也就是李可离开的那几年，互联网狂飙突进。

网购、外卖、快递一下子遍布城市人的生活——临泉的人口流动比以前更快了。官方说法，280万户籍人口中，高峰时外出务工80万至100万人，临泉成为全国劳务输出人口最多的县。

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出走的临泉人，包括温州江南皮革厂、广东电子厂、服装厂。另外，很多人在江浙沪的工业园区和外卖行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是他们面前还有现实。城市里的农民工，比如二等座的乘客，他们的户口，孩子的教育，医疗，隔着一扇透明的门。他们只是大城市的游客。

李可没想那么多。她说她很幸运。她刚到上海，在张江找了一份电商公司的客服工作。起薪是7000元，包括佣金。她坐了六年网线头，用的手机从vivo换成了苹果。

首席镇的油坊来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博

上海的生活和县城完全不一样。废品是纸壳、塑料、铜线，几毛钱几块钱一斤；在上海，一切都是数字:数量、金额、返利。敲键盘越快，收入越高。

当身体陷入网中，灵魂开始寻找无法量化的东西。她喜欢时不时遇到几个同镇的女孩，为的是说几句家乡话，缓解自己内心的孤独和漂浮感。

这些年轻人很容易就会消失在大城市。李可说，虽然离家700里，但家乡神秘力量带来的习惯坚不可摧，必然会牵扯到这些流动人口。比如你25岁还没结婚，肯定有问题。很多漂浮在大城市的“李克”都被这股力量拖了回来解决问题。

然而，六年改变了临泉:高铁开通了，工厂多了，还有大润发、万达广场也快开业了。父母以此变化为诱饵，哄她赶紧回家；另一方面，2022年，李可公司的生意变得不景气，老板削减了大家的提成。

她上钩了。

2023年6月，李可从上海虹桥火车站坐上高铁。没想到，迎接她的会是一辆三轮汽车。她说县城和城市一样混乱。

二、不能掉队的县城

迷茫不具有普遍性，但似乎在临泉蔓延扩散。

许娣幼时离家，在大连做水产，在理发店当学徒。经过14年的奔波，今年年初回到临泉，也就是转了3万，在解放路大润发附近的店面做起了麻辣烫生意，租金3.1万。

这里是镇上人流量最大，商业氛围最浓的地方。按照大都会的说法，这是临泉的商圈，是CBD。但是，许娣还是觉得自己开店太仓促了，太仓促了，不到一年就开始迷茫。

离家多年后，许娣对这个国家的感觉已经减弱了。虽然大城市的一天就像一个县城的一年，但是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需的时间比城市要短得多。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外表，曾经是精神家园的温暖乡村，价值观也越来越相似。所谓的农村爱情故事很难再出现了，人们眼里几乎只有一个标准——钱。

许娣回忆年初回老家，离开高铁站。小时候萧条的杨桥镇，现在变成了工业园区，农田被工厂取代。在县城中心的解放路和愚园路周围，有各种小吃店，有些甚至24小时营业。北部的临泉开发区包括汽车配件厂、食品厂、服装厂等产业。

在县城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乏味了。有酒吧，KTV，电影院。便宜的蜜雪冰城和喜茶相距不到百米。总之，无论是县城还是乡镇，一切似乎都很繁荣。

县城中心的大润发来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博

富裕生活的衡量标准与金钱密不可分，而许娣目前还没有。

他的账单也有同感:第一个月，日均营业额700元；第二个月:500元。现在每天300~400元左右。扣除成本，他觉得还不如打工。

这几年回国的人很多，他只是众多创业者中的一个。

数据显示了近几年临泉的创业热潮。2014年，临泉县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只有3万多户，但2019年以来，这个数字翻了三番，新增的工商户大多集中在起点和成本相对较低的餐饮业。

但是2023年，热度开始下降。根据临泉县政府公布的2023年1-10月全县经济运行分析，临泉县第三产业投资下降21.0%——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悄然萎缩。

解放路奶茶店主张明说，街上的店铺周转率很高，半年就要换一次。

“县城的人都爱新鲜感，新店头几个月生意还可以，但只要某个瞬间大家的口味发生变化，生意马上就冷清了。”在解放路待久了，张明的“主”感开始出现。对于那些刚从外地回国的创业者，他用了“那些人”来形容。

“那些人，十个有九个得死。”餐饮看起来像个店，但门道不比其他行业少。他还说，那些人最后的归宿无非两个，要么留在县城配送，要么买个流动配餐车在解放路后街闲逛；或者回到你曾经工作过的城市。

许娣刚刚把妻女安顿在县城，不想再做一个仓促的决定，虽然他知道县城很难混:低收入，高消费。

在临泉，房价5000 ~ 6000元/平；网吧台费7元/小时起；台球棋牌室也要28元一小时。从临泉县3000 ~ 4000元的月收入来看，许娣不明白人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第三，贫穷与富裕

在人类进化史上，标志着生活方式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并不多。比如纺纱机诱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在1765年——这是转折点。

在中国，拐点也是存在的。比如2003年1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没过多久，广大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发声的口号:出去打工，回家发展；劳动出去，财富回来。之后，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融合开始了，临泉县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民工潮流向珠三角和长三角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临泉人涌向工厂，然后在那些沿海城市定居。他们的收入一点一点流向了不流动的家乡，最后成了家乡的自建房。广大农村的面貌从那一刻开始改变，然后变得越来越快。

离李可佳废品回收大概100米。在一家花圈店右边附近的一家服装厂，你可以看到五十多岁的周生。

改革之初，他听说南方收入高，就去广州做服装批发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又转战温州、义乌。积累资源后，我看中了临泉的廉价劳动力，就把工厂设在了老家。

忙碌的工厂来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博

工厂看起来300平米。里面有40多个女工，每个月能加工两三万件衣服。

办公室里，茶几上放着几叠未发布的订单，有来自上海的大牌，订单金额显示11760件。以单件4~5元的加工价格计算，这单利润在4万以上。

周生说这个单量不算多。他记得2021-2022年高峰期，一个季度有10万单，他的工厂消化不了，只好送出去赚差价。

对于周生来说，除去5-6千女工的平均工资，他还能留一些利润。孩子一直在县城工作，房子是县城最好的碧桂园买的。

周生在提到临泉的贫困时不置可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王莹村的村干部身上。他说，“有些早年出去的人发了财。现在出去不容易，但总比呆在家里好。”

除了出去挣钱回乡的，还有赶上好时候的，就是大家所说的拆迁户。

那是2014年，当时的县委书记任下:拉回高铁站，修路，招商。短短几年时间，彻底改变了临泉晴天土路、雨天“水泥路”的局面，从半封闭到处处畅通，从没有铁路到高铁时代，从加工车间到工厂企业。

临泉县的台球室来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博

大兴基建背后，幸运的当地居民拿到了一大笔拆迁款，成了别人眼中的暴发户。

但幸运的人是少数，普通人就是普通的生活。

近两年，临泉的农业和养殖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村里的农民说，2022年蔬菜能达到7-8毛/斤，今年降到3毛/斤，而化肥每袋涨了3毛。

今年9月开始蔓延的猪瘟也给镇上的养猪户造成了巨大损失...

作为县城人，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城市里的需求决定了他们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当县城的人们决定机械地套用城市的生活方式时，他们发现这与县城的生态格格不入。

贫与富就像临泉的一堵墙，富者为脸，贫者为衬——李恪和许娣生活的地方成了生动的解释。

第四，把自己从困难中解救出来

经济发展这么快，人的灵魂发展可能跟不上。

时间久了，临泉被遗忘了。虽然属于安徽，但该县三面与河南相邻，临泉很多家庭都发生过跨省婚姻。因为与河南省新蔡县接壤，临泉曾是罂粟种植的重灾区，被列为国家重点整治区。直到现在，杨桥镇深处的墙上还贴着禁止种植罂粟的宣传纸。

在杨桥镇，贴了一张宣传单。来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博。

直到2019年，临泉县的经济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当时临泉县的GDP是369.7亿元，而2018年临泉的GDP只有211.1亿元。主要贡献来自第三产业。2018年第三产业产值82.4亿元，2019年上升到199.4亿元，增加117亿元。

这可能和当年高铁开通有关。那一年，在临泉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翻了三番，正是张明所说的“那些人”蜂拥回临泉的时期。

高铁改变了临泉的产业结构。虽然吸引了临泉人回家，但也让临泉人更容易走出去。

以今年的数据为例，截至2023年10月，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完成投资下降了20.8%；但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40.3%；第三产业投资下降21.0%。

人口优势逐渐支撑起了临泉的产业发展。

杨桥工业区街景来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博

只是这背后，很少有像许娣、李可这样的90后。以许娣的村庄为例。全村总人口300人左右，90后全村只剩3人。分散在县城和乡镇的服装厂、屠宰场、电子厂，并不能覆盖大多数当地人所需的工作机会——走出去仍然是大多数人的必须。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明路在《强市时代》中将中国的县分为四类:大城市周边县、专业功能县、保障县、人口流失县。据他调查统计，全国像临泉这样人口流失的县有1870个。由于采访方式和时间的不同，龙鹰团队对该数据的统计结果为1506 (2010 ~ 2020)。

【/h/】明路书中提到，对于人口流出量较大的县城，需要从治理理念上进行调整，一方面调整农业上的现代化、规模化经营方式。总之，县里需要自给自足，自己想办法。

然而，对于人口流失的县域来说，其背后的一系列发展问题几乎都是相似的——受限于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布局、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盲目的建设发展规划、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被挤压的地方文化资源。

今天的临泉县，就像一个双手抱膝的人，看着那些没有解开的心结——和其他1000多个县一样，在路上挣扎。

12月11日，临泉高铁站内的一幕来源:时代周报记者傅一博。

12月11日下午，当地气温下降十多度，商业街的人减少了一半。高铁站里，乘客寥寥无几。

大约晚上10点，许娣关了店门。像往常一样，他看着手机上的收入，怎么也到不了200元。他正在看他家乡的第一个春节。县里的人都说，过年的时候，临泉县城和乡镇都挤满了人，到时候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许娣认为商店到时候会爆满，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意。

他可能忘了，365天里，春节就像打哈欠一样短暂。

(许娣、李可、张明、周生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