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基本上是基于我过去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今年10月发表在《文化地平线》上的《从风险去除到美元化:金砖国家货币与国际金融秩序的未来》，另一篇是2019年1月发表在《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上的《美元:大国兴衰的起源》，加上今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我先简单说一下国际金融秩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本位的转变，然后分析一下美元本位的运行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美元本位制的运行是由两大美元周期支撑的:一是石油美元周期，二是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对美贸易顺差美元周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后一个周期的主要承担者一直是日本。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一度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如今日本又重回首位。

2006年前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利克(Moritz Shu Lalik)提出了“中美”的观点。“中美”模式是指美国消费，中国储蓄，中国用其贸易顺差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用其国内市场支持中国出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模式开始出现问题。一方面，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驱动型转变为内需驱动型。与此同时，为了降低风险，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投资实物，比如非洲的矿产，并大量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市场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尤其是贸易战开始后，对中国来说，美国金融资产的风险越来越严重，中国开始逐步减持美国国债。这种趋势在过去几年变得更加明显。

美国在疫情期间大量印钞，导致很多国家在美元周期出现流动性问题。地缘政治影响加剧了这一变化，比如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美元本位制在空之前面临挑战。

1。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本位制

美国学术界倾向于从单一的经济理论层面来解释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而相对忽视了国际经济秩序与冷战的密切关系。事实上，许多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没有冷战是无法解释的。

比如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后来的美元本位体系，都和冷战有直接关系。贸易订单尤其如此。

1945-1947年战后初期，英国特别希望美国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但美国其实并不愿意。为什么后来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

这一发展背后有两个驱动力:

一个是当时欧洲的美元荒。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工业基础基本被完全摧毁。作为一个市场，它不能吸收美国的出口产品。在冲突期间迅速扩张的美国国防工业，战后面临着非军事化的迫切要求。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战后复兴的部分目的是将欧洲建成美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帮助美国缓解战后经济非军事化可能带来的经济危机，因此符合双方利益。

另一个推动力是冷战的进展。当时，希腊、土耳其、法国等几个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都有赢得大选的可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的战后复兴可以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大陆蔓延。冷战背景下的马歇尔计划不仅促成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战后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而且通过向欧洲盟国提供流动性，改善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这些经济体系，加上北大西洋公约和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各种多边和双边军事防御协议，构成了冷战期间将西方阵营团结在一起的国际秩序。

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两大支柱。第一是美元是关键货币，第二是美国是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冷战时期，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外军事援助、驻军支出、对外经济援助等多种渠道向盟国提供流动性。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为了在与苏联的冷战对峙中获得盟友的支持，在贸易领域实施“不对称合作”战略，即允许盟友对美国出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向盟友全面开放美国市场，并一再拖延要求欧洲货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当然，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在美元短缺的情况下，帮助盟友积累美元。

非对称贸易政策的不断推进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当时盟国通过与美国的不对称合作积累了大量美元。他们用两个渠道来防止大量美元在世界上流通可能导致的美元贬值。

首先，协约国的央行把美元拿到美联储，换成黄金。因为市场普遍预期美元会贬值，为了保值，各国央行纷纷把积累的美元拿到美联储，换成黄金。二战后，美国官方黄金持有量一度占到全球的60%。到1971年，美国已经损失了60%的黄金。尼克松认为如果继续下去，会把美国带出去空，于是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

其次，建立欧洲美元市场。从1955年开始，在英国伦敦的金融市场上存入美元，你可以获得比美国市场更高的利率，而借入美元时利率更低。因此，欧洲美元被吸引到伦敦。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欧洲的美元市场发展迅速，甚至美国的银行也想把钱送到伦敦。肯尼迪政府不得不进行严格限制，这也是80年代美国金融界强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原因之一。

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美国作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美国人不受约束地制定国内政策的政策自主偏好上。美国公共政策的主要支出集中在三个领域:国防、税收和社会支出。按理说，如果减了税，政府的收入就会减少，支出也应该相应减少。然而，美国决策者总是希望减少税收，增加国防支出和社会支出。面对这种政策选择问题，其他任何国家都只能二选一或者最多二选三，无法同时采取这些高成本的政策。

但为了获得选民的最大支持，美国政客总是同时推进这些相互矛盾的政策，以满足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美国之所以能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美元是关键货币，美国是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可以向其他国家发行国债，借钱消费。

这种不受约束的政策自由在美国战后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约翰逊政府时期。肯尼迪竞选时承诺减税。在他遇刺后，继承总统职位的约翰逊决定履行肯尼迪减税的承诺。然而，在减税的同时，美国一方面在扩大越战，军费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又在实施“伟大社会”计划。

美国现有的公共博物馆、国家公园、许多公共基础设施和各种社会福利制度，都是实施“伟大社会”计划留下的遗产。这三项昂贵的政策同时实施，导致政府预算出现赤字，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

当时国际市场普遍预期美元会贬值。1962年第一次黄金危机后，1968年第二次黄金危机再现，引起黄金和美元汇率的巨大变化，最终导致尼克松在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

这种不受约束的政策自由第二次出现是在里根时代。他推动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但同时他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通过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来搞垮苏联。尽管里根在竞选期间誓言大幅削减社会支出，但人口老龄化结构导致医疗保险支出大幅增加。这三种代价高昂的政策组合导致了美国在80年代的贸易赤字急剧增加，尤其是国债。

这种对政策选择的偏好在本世纪达到了顶峰。起初，小布什想大规模减税，打伊拉克、阿富汗、反恐三场冲突，强调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因此，预算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债券来解决。如果仔细看看随后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政策，不难发现这种选择偏好已经失控。

二、第四次中东冲突和第一次石油危机

中东是美元本位制的发源地，美元本位制的诞生与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冲突有直接关系。中东之所以对美元本位非常重要，是因为美元本位是通过用美元给石油定价间接实现的。

对以色列来说，第四次中东冲突是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那次战败后，中东国家彻底放弃了消灭以色列的念头。冲突结束后，埃及第一个彻底承认失败。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避免了双方直接的军事冲突再次发生。

第四次中东冲突虽然对中东国家来说是一场失败的冲突，但这些国家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首先，如果没有第四次中东冲突，第一次石油危机在其他时间可能还会以其他形式爆发，但强度会大大降低。1971年黄金与美元脱钩后，美元开始贬值。美元贬值必然导致以其定价的石油价格上涨，但涨幅没有那么剧烈。第四次中东冲突爆发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对欧美实施石油禁运，使得当年的能源价格在半年内飙升了400%。

其次，沙特对支持以色列的欧美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导致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这场危机大大增加了各国进口能源的成本，结束了战后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发达国家长达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进入了长达数年的滞胀期。

第三，发达国家的滞胀期成为战后历史的转折点，在两个方面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是由于滞胀，发达国家失去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国际游资涌向发展中国家寻找投资机会，而这些资本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拉美。保罗·沃克尔当选美联储主席时，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利率被推高到21%。美国的高利率突然拿走了发展中国家的美元，直接导致了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展示美元周期效应。

第二个影响是战后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保护社会的政策范式，在70年代经济进入滞胀期后变得极其低效。这为福利国家的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上台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自由主义发展，发达国家的政策范式普遍转向市场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在价值链生产、外包和华盛顿共识成为趋势后，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的高潮，朝着释放市场力量的方向全速前进。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与上述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第一次石油危机后，* *委托陈云研究这次危机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他总结说，发达国家失去了投资机会，大量国际热钱正在发展中国家寻找机会。后来中国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都是基于这个判断。

第四次中东冲突也给中东地区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第四次中东冲突前，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埃及和伊朗。在亲苏联的纳赛尔18年的领导下，埃及一直是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巴列维王子领导下的伊朗是美国最依赖的盟友。但由于沙特在第四次中东冲突爆发后主导了对欧美的石油禁运，突然成为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也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战败后，埃及失去了在中东的影响力，伊朗也因为1979年的宗教革命与美国彻底决裂。为了防止自己受到伊朗宗教革命的影响，沙特开始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构筑宗教意识形态的围墙。沙特和伊朗成为两派的领袖，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激烈斗争。直到2023年，他们才在中国的斡旋下走向和解。

三、支撑美元本位制的基础及其近年来的变化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一直在认真考虑用什么来代替美元给石油定价。已经考虑的解决方案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和一篮子货币。然而，在1974 ~ 1975年期间，美国政府通过秘密外交与沙特达成了两项协议:一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仍然使用美元为石油定价；第二，石油美元回收到美国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会提供更优惠的利率。这个秘密协议长期不为人知，直到20世纪末才被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政治学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披露。

美元作为石油的定价货币，间接保证了其关键货币的地位。因为各国都需要进口石油，为了避免汇率波动引起的石油购买力变化，从而影响国内经济，各国都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受石油影响，其他大宗商品仍以美元计价，从而巩固了美元本位制的基础。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不再有任何锚，这完全是基于各国对美国国债的信任。

整个70年代，沙特充分展示了其高超的地缘政治技巧:一方面，带领一批中东国家制裁欧美，迅速成为地区领袖；另一方面，可以暗中与美国谈判，成为美元的救世主，成为美国最依赖的盟友。

美元本位制不仅基于石油等商品的价格，还基于美国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利益交换。一方面，美国一直严重依赖中东的原油和石油美元的循环，因此中东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另一方面，沙特等海湾国家也严重依赖美国石油市场，更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

美元本位制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本质上是双方的结构性利益交换:沙特用石油和石油美元换取了美国最大的石油市场和军事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大量军事存在不仅为该地区提供了保护，而且对该地区的国家具有威慑作用。长期以来，美元本位制就是通过这样的地缘政治平衡来维持的。

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出口收入大幅增加，为这些国家的GDP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2016年的美元价格，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3年到1976年增长了48%，从1978年到1981年增长了31%。中东的大量石油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支撑美国以发行国债的形式借钱维持自身开支。

然而近年来，支撑美元本位的利益交换关系开始发生很大变化。首先，美国的页岩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能源净进口正在逐渐下降，2020年的计算总量甚至更低至零，而能源产量却在大幅上升，即使考虑到能源消费的同步增长。美国不仅实现了能源自给，还不遗余力地出口。今天，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出口国。

因为这种变化，美国不仅不再是中东国家的能源大客户，也是国际能源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就能源进口来源而言，中东和波斯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大大下降，而加拿大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削弱了石油美元对美元本位制的意义，给未来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度大幅降低的同时，中国成为沙特最大的能源客户，中美之间的石油出口对沙特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目前，中国市场占沙特石油出口的近28%，而美国仅为5.64%。面对这样的利益结构变化，如果纯粹是基于经济利益，沙特至少应该愿意为中国推动用人民币进行石油贸易的定价。当然，如果考虑到国际政治因素，事情就更复杂了。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增加了对中国的投资，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投资多元化。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的美元资产被冻结。这也提醒沙特，美元资产存在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今年上半年，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帮助下实现和解，客观上削弱了其对美国军事保护的地缘政治需求。这也间接削弱了石油美元和美元本位之间的联系。

第四，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国债

对美贸易顺差大国购买美国国债是支撑美元本位制的第二个周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扮演着对美贸易顺差大国的角色，购买美债。但在本世纪初，中国一度取代日本成为对美最大贸易顺差国和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

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最初几年，中国的出口年增长率超过30%。中国作为对美贸易顺差第一大国，通过长期购买大量美国国债，将贸易顺差返还给美国，支持美国人消费。高峰时，中国的美债一度达到1.3万亿美元以上。“中国和美国”的概念显示了它们之间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以购买美债的形式借钱给美国，维持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的吸收。

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大量买入美债，帮助美国救市。统计显示，中国和日本作为对美贸易的主要顺差国，一直是美债的最大买家。在2011年7月的高峰期，中国和日本购买了美国四分之一的国债。

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开始分散投资风险。贸易顺差一部分开始投资于资源能源等实物，另一部分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增加了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地缘政治风险。后来西方国家的“脱钩”和“去风险”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减持美债的速度。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重建美国制造业，美国政府发行巨额债务，总额已经达到接近二战时期的历史高位。目前，美国政府不仅面临着沉重的还本付息负担，如果继续发行国债，维持高利率，还将对国内经济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利率越高，购买力越低，企业的借贷能力越低，必然会抑制需求和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美元周期是各国减持美债的另一个原因。当美国的高利率吸引国际资本流向美国时，各国开始出现美元流动性的问题。此时，美债持有者不得不减持美国国债，以解决其流动性问题。

在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2023年6月中国和日本的美债持有量降至历史低位，仅占美债总额的7.8%。巅峰时期，中国家族曾持有14%的美国国债，但到今年6月已降至3.4%。

贸易摩擦在削弱中国产业链的同时，也在削弱美元本位制的基础。首先，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客观上不仅导致部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也抑制了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这个结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从美元本位的角度看却有负面影响。这是因为，高关税在减少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同时，也减少了中国投资美债和持有美元的需求。同时，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大大增加了中国持有美元资产的地缘政治风险，削弱了中国购买美债的意愿。

更大的问题是，那些承接了中国产业链转移的国家，并没有买到和中国同等水平的美债。近年来，中国产业链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是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墨西哥国家。但如果分析2023年7月份的数据，2023年印度持有美国国债超过2330亿美元，墨西哥持有740亿美元，越南只有329亿美元，马来西亚的美债甚至少得进不了排行榜。这些国家加在一起，与中国持有的8218亿美元仍相差甚远。

事实上，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破坏了中美之间的利益交换，却未能找到可以替代中国购买美债的替代品。这意味着贸易战在削弱中国的同时，也在削弱美元本位的基础。

在对美贸易的主要顺差国中，日本仍持有大量美债。其他主要欧美债持有者购买美债多以投资获利为目的，并不像中国和日本那样存在对美贸易顺差与购买美债的利益交换关系。这种资本在市场波动时缺乏相对的稳定性。

中美之间的博弈不会在形成均势的基础上展开谈判，直到双方都觉得继续下去会两败俱伤。

五、俄乌冲突对美元的影响:金砖扩张

俄乌冲突的爆发，凸显了全球南方在世界上的概念空。目前全球南方的区分标准是是否参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涉及制裁的国家基本都是北美和西欧，亚洲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加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全球南方包括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与这些发达国家持不同立场的国家集团。

事实上，俄乌冲突期间美元的武器化对美元本位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首先，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提醒各国把钱存在西方银行。万一地缘政治冲突，资金安全很难保证。其次，一旦被踢出SWIFT，一国的国际贸易将面临重大问题，这促使人们考虑建立替代机制。

今年金砖峰会前夕，西方媒体聚焦两个可能的峰会议题:金砖扩张和美元化。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南非政府未能将美元化作为金砖国家会议的正式议题，印度也坚决反对扩张和美元化。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一方面，大力推动扩大成员并取得成功；另一方面，美元化相对低调。与普京和卢拉明确主张美元化不同，* * *主席在相关话题发言时只说了一句话:“要充分发挥新开发银行的作用，推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一相对温和的立场更接近世界南部大多数国家的立场。

金砖国家的扩大将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今年批准加入的五个国家中，有四个位于中东的波斯湾、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这似乎预示着中国未来将非常重视打通中东国家承载的亚非大陆桥。

金砖国家扩张的另一个潜在意义是为最终创立金砖国家货币奠定基础。在金砖国家的新成员中，阿联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阿根廷虽然总量没那么大，但也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国。扩员后，金砖国家占全球石油产量的43%，人口的46%，国内生产总值的30%，商品出口的25%。

2022年十大产油国中，扩大后的金砖国家占6个，2021年七大石油消费国中，扩大后的金砖国家占5个。有了这种规模的物质基础，为了防范美元本位带来的金融风险和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金砖国家创设金砖货币用于内部贸易结算是很有吸引力的。

明年的金砖国家峰会将在俄罗斯举行，美国很难对俄罗斯施压，因此俄罗斯很有可能将金砖国家货币列为峰会的正式议题。创建金砖国家货币的目标能否在明年的峰会上实现，则是另一回事。

六。巴以冲突对美元化的影响:金砖国家货币可能吗？

目前还没有人讨论巴以冲突对美元本位的影响。但是，只要分析一下冲突爆发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就不难看出，这场冲突，至少在情感层面上，增加了中东新金砖成员支持创立金砖货币的可能性。

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一直非常坚定和明确。冲突爆发后，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以120票赞成、14票反对、45票弃权通过决议，谴责一切针对巴以平民的暴力行为，呼吁立即实现持久的人道主义休战。其中，除美国和以色列外，只有12个国家投了反对票，美国的主要盟友基本都选择了弃权。然而，这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立场完全相反。

[/H/]11月11日，参加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的57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非法行为，谴责以色列试图强迫巴勒斯坦人搬迁，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

另一方面，金砖国家在相关问题上已经明确表示偏向巴勒斯坦。11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首个相关决议草案，呼吁“紧急实施长期人道主义暂停和有足够天数的走廊”。11月20日，由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组成的联合代表团抵达北京，展开推动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国际斡旋之旅。11月21日，金砖国家在巴以问题上集体发声。两天后，巴以双方首次达成停火共识。

从国际政治来看，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整个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下降。美国正在付出巨大的国际政治代价，利益受到非常明显的损失。金砖国家确实在促成巴以停火方面发挥了作用。如果俄罗斯在明年的金砖国家峰会上推动建立金砖国家货币，这将增加中东的金砖国家新成员在面临巴以冲突的情况下支持美元化或建立金砖国家货币等问题的可能性。

由于巴以冲突，印度对金砖国家货币的反对立场可能会改变，或者至少会减弱。巴以冲突一爆发，印度就明确宣布支持以色列。后来看到57个伊斯兰国家一致持完全相反的立场，印度立刻回头。巴以冲突可能提前关闭了印度成为全球南方领袖的机会之窗。在明年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四个穆斯林国家将成为新成员。印度是否会继续坚决反对金砖货币将成为一大看点。

不过，至少目前来看，我还是相信，即使在明年的金砖峰会上创造了金砖货币，也不代表美元本位很快就会崩溃。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支撑美元本位制的结构条件至今已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元本位制面临空之前的挑战，尤其是过去支撑美元本位制的两大周期，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美元本位制已经面临致命危机。

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经济体量，以及各种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惯性，将继续支撑现行体系。中东国家完全停止用美元为石油定价也不太可能，因为美军在中东的存在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制衡因素。

同时，即使金砖成员国一致同意创立金砖货币，也不一定意味着金砖货币一定会问世。魔鬼总是在于细节，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仍可能成为金砖货币创建的重要障碍。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如果我们无法处理众多的技术细节，一个理想可能仍然是一个中间的城堡。

其实最终决定美元本位命运的可能还是美国自己。美国目前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债务增速能否得到有效遏制？经济危机如果压制太快怎么处理？如何应对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去风险化、去美元化的趋势？如何重建他国的信任，让石油美元和主要贸易顺差国的循环重现？

展望未来，显然美元本位制正在进入一个前景高度不确定的历史时期。

注:本文为《文化视界》“畅想未来十五年”系列讲座原创稿件。高柏演讲的原标题是“贸易战、热战和全球南方的崛起:美元标准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