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无人耕作的谬论

近年来，* *的政策文件不断强调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土地集中规模化经营，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学术界还有一种声音:在年轻人不愿意也没有能力种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背景下，未来谁来种田？可以说，在当前的政策和学术界，“无人耕田”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话语。政界和学界之所以对“无人耕作”忧心忡忡，主要是出于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考虑。主流观点认为，这群农民可能是“最后的农民”，年轻人普遍不愿意种地。这批农民退出，农业就缺接班人。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日益严重，中老年人务农是不争的事实。中部某市对农业经营主体年龄结构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农业人口年龄集中在23-70岁之间，大部分集中在51-60岁之间。其中，23-40岁人口占15.9%，41-50岁人口占14.6%，51-60岁人口占41.1%，61-70岁人口占22.5%，70岁以上人口占5.9%。

换句话说，农业劳动力的主体是51-70岁的人口，占农业人口的63.58%。本市农业部门认为，未来10年，近60%的农业人口将是60-65岁的农民，无人耕作将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农村土地集中流转面积必须达到耕地面积的60%以上，才能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体现在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上，也直观地体现在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上。我在农村做调研，经常听到老人们说:“年轻人不想种地，也不会种地。让他们到稻田里去，他们可能连哪个是秧苗，哪个是杂草都分不清。”我遇到的年轻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稍微有点文化和能力的，肯定会想去外面打工。很少有人愿意种地，也赚不到什么钱。还是很辛苦的。再说了，上了大学回来种地感觉太差了。”所以基层流传着一句话:“80后不想种地，90后不会种地，00后不问种地。”

表面上看，随着农业劳动力的普遍老龄化和年轻人不愿种地，“无人耕种”似乎是个现实问题。但这个判断经不起逻辑推演，经不起基层经验考证。

我们从逻辑上来看“没人种地”的判断。

一方面，从一个家庭承包人的角度来看，“无人养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按照传统的农业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土地是老一代人以后交给下一代人耕种的。一旦下一代因为各种原因不再耕种，承包人的土地就会荒废。但中国有两亿多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0亩，对农民来说还是太少了。所以当一部分农民的土地没有耕种的时候，其他农民完全可以流转。

更何况，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总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出门，只能留在村里种地。前提是种地的收入能养活年轻人，也就是说，自己承包地种地显然不够。大部分农民不种地，正好给这些人提供了种地的机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一对夫妻经营200~300亩土地没有问题，在东部发达地区可以达到300~500亩甚至更多。换句话说，即使村民小组的大部分农民不种地，村里的少数农民也可以种所有的地。

另一方面，老年人种田不等于“不种田”。如果单纯认为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老年人就会成为种地的主力军，老年人老了就没人种地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且不说在老年人不断退出农业生产的时候，相对年轻的劳动力就可以扩大规模，种植这些田地。更重要的是，中老年人不仅能种地，还能种好田。近几十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小农户一般依靠农业机械进行生产，种田没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不用说60岁的夫妻经营200~300亩地了。因此，中老年人务农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常态。

有人会疑惑，老年人种地可持续吗？基于此，主流观点认为无人养殖是未来趋势。虽然还没到无人养殖的地步，但未雨绸缪还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谈农业，并没有站在“三农”的全局立场和城乡关系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虽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都去了城市工作生活，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在城市扎根。总有一些家庭无法在城市扎根，回到农村和农业。同时，即使农民家庭扎根城市，也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生活在城市。农民家庭的父亲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的期望却是搬不动了就回村。

也就是说，那些无法在城市扎根，无法在城市找到自己位置的农民，必然会在某个节点回到农村继续种地。大多数农民在60岁时返乡。这时候他们在城市找工作很难，但体力尚可。回村种地是个不错的选择。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60-70岁的劳动力可以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农业经营收入也会增加，这对有意愿、有能力务农的农民来说是好事。

再结合基层经验来看“没人种地”的判断。主流观点认为，无人耕作说明农业经营存在两种现象:一是土地荒废，二是农民不耕作。毫无疑问，这两种现象都不存在。在地势相对平坦、水利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几乎不存在抛荒问题。相反，农民争先恐后地流转土地。东部发达地区y市，农田生产条件非常便利，地租价格涨到了1200元/亩。如果商业实体想要获得土地，它必须赢得竞标。

山地丘陵地区确实存在抛荒的问题，但抛荒的原因并不是没人耕种，而是土地不好长，或者没有水源，或者土地过于零散，无法用机械耕种。华中L区t镇是丘陵地区。2022年对土地抛荒问题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抛荒面积达到1.5万亩，占全镇耕地面积的15%。但这些弃耕地大多是耕作条件较差的旱地和少数水源条件较差的水田，还有一些是边缘地区的细碎地块。这种抛荒的农田，特点是“谁种谁吃亏”，所以没人愿意种。同样在丘陵山区，如果土地耕种条件好，大部分人拿不到地，只有关系好的农民才能流转。

关于农民不种地的问题，笔者和他的团队在全国20多个省市进行了调查，发现大部分地区农民都在种地。农民不种地的地区只有两个:发达地区城市带的农村和资本下乡的农村。

在发达地区城市带的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已经不再依靠农业，一些老年人仍然种植2-3亩口粮田和菜地。只有少数农民在种田，这些农民大多是半职业农民，已经种田很久了。他们有机械，经营规模比较大，种地的收入和附近打工的收入一样好。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在全国只占很小比例，不能代表中西部广大农村。

在资本下乡的农村，不是农民不种地，而是地方政府“帮资本打败农民”。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合作把农民排斥在土地之外，最终导致农民不种地的现象。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综上所述，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基层实际来看，“没人种地”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所以，笔者认为“没人种地”是个伪问题。

二、无人耕作的真相

既然“无人养殖”是个伪问题，那么思考“无人养殖”是不是毫无意义？笔者认为“没人种地”之所以是伪问题，在于误判了中国农业发展的真正问题，把一个简单的农民话语等同于经验的本质。农民所说的“没人种地”，本质上反映的是农田不好种，种地无利可图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田地不好长的问题。耕地难种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细碎化、水条件差、耕地质量差等因素，但结合全国情况，目前土地细碎化是耕地难种的主要原因。因为土地分的很细，小农户种起来比较麻烦。小农户一般都是老年人，种地主要靠机械。身体比较好的老年人可以自己带着小机械种地，既能解决一年四季的口粮问题，还能卖点粮食，不亏。身体不好的老人只能租用别人的机器，成本更高。

由于土地细分，小农户自己操作机械或者租用机械都很不方便，更不用说成本更高了。所以一些还能种地，也愿意种地的老人干脆不种地了。对于那些流转土地的经营者来说，土地细碎化也增加了种田成本，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影响了他们种田的积极性。

再来看养殖不赚钱的问题。对于小农户来说，除非种植经济作物，否则仅靠经营承包地很难养活一家人。所以农村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读、半农半工的生计结构。老人种地成本比较低，土地是自己的。如果他们有机械，可以省下请机械的钱，有时候还可以请亲戚帮忙，所以老人种地划算。而当老人种地不划算时，农民就没有种地的积极性，干脆转给别人。土地流转的经营主体也是如此。只要种田总收入接近农民工收入，经营主体还是愿意种田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几年种田成本一直在增加，但是粮食价格几乎没有变化，农业的单位利润被不断压缩，严重打击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以华中某水稻种植区为例。2023年，农民对农药化肥的投入已经达到400元/亩，超过2019年；水稻种子投入达到150元/亩，比2019年多，出来30元；机械成本190元/亩，比2019年多了20元。仅这几项，2023年就比2019年多投入160元。如果养殖成本超过160元/亩，农民的利润就会减少160元/亩。随着农民种田积极性的下降，“无人养殖”真的有可能。

正是因为种田不容易，种田不赚钱，农民才说种田不划算，年轻人才说不愿意种田。如果田种得好，种田能赚钱，没有人会拒绝额外的收入。被称为“蔬菜之乡”的山东寿光，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发展了大棚蔬菜。目前，当地大部分农民都在种植蔬菜，每户大约有2-3个大棚，年收入几十万元。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通过改造旧棚、转移大棚，一年能有20 ~ 30万的收入。在当地，很多年轻人放弃了白领工作，回到村里种菜。

湖北公安县也是如此。治安沃土，水利条件好。农民十几年前就开始发展稻虾产业，耕种自己的承包地能有4-5万元的收入。如果通过流转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将经营规模扩大到20-30亩，每年就有十几万元的收入。于是，一些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上的农户也把孩子叫回来帮忙。

2014年以来，湖北省沙洋县在完成确权发证工作的基础上，将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与推进到户连片耕种相结合，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到户连片耕种相结合，解决了土地细碎化、生产条件差等问题。农田变好了，一些不种地的老人也回来种地了。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农业政策并没有抓住农业问题的本质，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谁来种地”的问题上。受此影响，各级政府正在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殊不知，这是本末倒置。农地经营权流转，发展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可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自发的市场配置来解决。政府真正要做的是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满足农民的迫切需求，着力解决种田难、种田无利的问题，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避免出现“无人种田”的问题，从而保障粮食安全。